08-19
162018.12
“西方文明通论”第十五讲：
西方科学的文化根源
中国科学院大学 人文学院
孟建伟 教授
时间：12月17、18、19日18：45-21：10
孟建伟老师简介
孟建伟，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文化、科学哲学与文化哲学。曾获中国人民大学首届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2001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近年来在全国各地进行“弘扬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讲座计二百余场，引起轰动。
1982年毕业于浙江师范大学数学系（数学专业），获理学学士学位；1988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哲学系（自然辩证法专业），获哲学硕士学位；1999年7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科学技术哲学专业），获哲学博士学位。2004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高级访问学者。
代表著作：《科学与人文新论》，《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论科学的人文价值》，《元科学导论》（合译）等。
孟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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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18.12
“西方文明通论”第十四讲：
西方文学与诗歌
北京大学 中文系
秦立彦 副教授
时间：12月10、11、12日18：45-21：10
地点：法大 昌平校区 格物楼 阶四教室
秦立彦老师简介
秦立彦，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所副教授，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北京大学学士、硕士。主要研究领域：中美文学关系，中英文学关系，英语诗歌，中国电影。
文学创作：
诗集，《地铁里的博尔赫斯》（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
诗集，《可以幸福的时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
译著:
《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文学死了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明清时期的贞女现象》（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
《华兹华斯叙事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
并有英美诗歌等领域的多篇中英文论文发表。
秦立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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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8.12
“西方文明通论”第十三讲：
纳粹运动的兴起
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
李维 教授
时间：12月3、5日18：45-21：10
地点：中国政法大学 昌平校区
格物楼 阶四教室
李维老师简介
李维，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代表作: Deutsche Pläne zur europäischen wirtschaftlichen Neuordnung 1939-1945, Hamburg: Verlag Dr. Kovac, 2007. （《纳粹德国有关“欧洲经济新秩序”的规划1939-1945》，汉堡：科瓦克博士出版社，2007。）本书受到德国一流史学期刊、军事学期刊的好评，被收入《德国现代史研究》丛书（第61集）出版发行，并获我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西方文明通论”第十三讲：
纳粹运动的兴起
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
徐健 教授
时间：12月4日18：45-21：10
地点：中国政法大学 昌平校区
格物楼 阶四教室
徐健老师简介
徐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世界近代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权研究会第四届全国理事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德国近代史、普鲁士政治制度史、近代中德关系史。...
李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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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17.04
[哲学与宗教]巴迪欧：法国哲学是希腊哲学和德国哲学后第三个黄金时代
让我们以一个悖论展开对当代法国哲学的反思吧：它是最具普遍性的，同时也是最独特的。黑格尔称之为“具体的普遍性”（concrete universal），它因特定的时间与空间而具体，又因包罗万象而普遍。哲学就是这样一种典范，它探讨一切，具有绝对的普遍性；但是其内部又存在着鲜明的文化和民族独特性。换言之，在哲学史上存在着多个由空间和时间所限定的哲学阶段，我们或许可以把它们称为哲学时刻（moments of philosophy）。于是，哲学既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理性思维的结果，同时又是在特定时空范围内才呈现出来的。让我们看看历史上特别重要、也尤其出名的两个例子。第一是从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的希腊古典哲学，开始于巴门尼德，结束于亚里士多德，这是一个奠定西方哲学基础的极具创造力的哲学时刻，虽然持续的时间并不长。第二是从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初期的德国唯心主义，始于康德，终于黑格尔，中间经过费希特和谢林，同样富于创新却更加短暂。我想提出并论证的是一个更加具有民族性和历史性的观点：20世纪下半叶出现了一个堪与古典时期的希腊哲学和启蒙时期的德国哲学相提并论的法国哲学时刻，其影响至今犹存。
1943年萨特完成了奠基之作《存在与虚无》，...
82017.04
[道德与法律]雅克·德里达：对米歇尔·福柯的追悼
对米歇尔·福柯的哀悼
作者：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译者：赵文、陈巧霞
1991年12月，出于对“回忆”、“友谊”的爱，德里达参加了纪念福柯的《疯狂史》出版三十周年的专题会议。
在德里达看来，《疯狂史》“从一开始直至今日都保有着某种纪念碑的价值”，而其中至为迫切的问题是“疯狂史研究中精神分析的位置和角色”问题。
文中，德里达不停追问，努力想象福柯的回答，最终却不得不承认：“在这里，我们无人能替他做答，在这绝对的沉寂中，我们只能缅怀他……”
保罗-米歇尔·福柯，1926年出生于普瓦捷一个保守的天主教家庭，在三个孩子当中是次子。父亲保罗安德烈·福柯是一位著名的外科医生，母亲安妮玛丽·马拉贝出身医生世家，她的父亲就是一个外科医生。福柯进入圣斯坦尼斯劳斯中学学习，之后又进入普瓦捷的亨利四世中学预备班，1942年通过了传统的中学毕业会考的第一部分，并于1943年开始巴黎高师预备班一年级课程的学习。他在激烈竞争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入学考试失利之后，于1945年被送往巴黎亨利四世预备班学习一年，在那里结识伊波利特。
在1946年的第二次考试中，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
82017.04
[道德与法律]汪民安：如何塑造主体（《福柯文选》编者前言）
福柯广为人知的三部著作《古典时代的疯癫史》《词与物》和《规训与惩罚》讲述的历史时段大致相同：基本上都是从文艺复兴到十八九世纪的现代时期。但是这些历史的主角不一样。《古典时代的疯癫史》讲述的是疯癫（疯人）的历史；《词与物》讲述的是人文科学的历史；《规训与惩罚》讲述的是惩罚和监狱的历史。这三个不相关的主题在同一个历史维度内平行展开。为什么要讲述这些从未被人讲过的沉默的历史？就是为了探索一种“现代主体的谱系学”。
因为，正是在疯癫史、惩罚史和人文科学的历史中，今天日渐清晰的人的形象和主体形象缓缓浮现。福柯以权力理论闻名于世，但是，他“研究的总的主题，不是权力，而是主体”。即，主体是如何形成的？也就是说，历史上到底出现了多少种权力技术和知识来塑造主体？有多少种模式来塑造主体？欧洲两千多年的文化发明了哪些权力技术和权力/知识，从而塑造出今天的主体和主体经验？福柯的著作，就是对历史中各种塑造主体的权力/知识模式的考究。总的来说，这样的问题可以归之于尼采式的道德谱系学的范畴，即现代人如何被塑造成型。但是，福柯无疑比尼采探讨的领域更为宽广、具体和细致。
由于福柯探讨的是主体的塑形，因此，只有在和主体相关联，只有在锻造主体的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福柯的权力和权力...
82017.04
[道德与法律]吉尔·德勒兹：福柯的总原则
福柯的总原则
作者：吉尔·德勒兹
译者：于奇智、杨洁
福柯的总原则是：一切形式都是势力关系的复合体。一些势力是一定的，因而，我们首先追问，它们与何种外部势力发生联系，继而是何种形式来自这些势力。等于说，存在于人中的势力：想象力、回忆力、构思力、意志力……我们会反对这样的已经以人为前提的势力；但这不是真的，和形式一样，存在于人中的势力仅仅以地点、应用点、存在者区域为前提。同样，存在于动物中的势力（流动性、应激性……），还不以任何确定形式为前提，关键在于弄清存在于人中的势力与何种别的势力在这种或那种历史构成上发生联系，何种形式是这种势力复合体产生的结果。我们早已预料到，存在于人中的势力不必然与形式-人的构成发生关系，但可能别样地陷入别的复合体和别的形式之中：甚至在短时期内。人不一直存在，也将不会总是存在。为了形式-人的出现或显露，存在于人中的势力应该与一些十分特殊的外部势力发生联系。
Ⅰ. “古典的”历史构成
古典思想以其思考无限的方式意识到自己所处的位置。这是整个现实，在一种势力中，它“同样”尽善尽美，因而是可以无限提高的（无限完美），余者为限制，与限制没有两样。例如，构思力是可以无限提高的，因而人类理解力只是无限理解力的限制。...
172016.11
今天要讲的一个专题，主要就是“为什么欧洲最早地进入近代社会”。实际上，到凤凰卫视来讲，也是讲一个凤凰涅磐的故事，因为在古代，或者在东西方都有一个关于凤凰的美丽的传说，就是说，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有一个关于“不死鸟”的神话故事，据说那就是凤凰，它在危急的时刻能够积极地从火中更新，而且那从火中更新的火凤凰，不仅是更加的艳丽，而且更加充满生机。所以我今天就把这个美丽的凤凰的传说，来比喻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再生。想说明1848年，那时欧洲有一场黑死病，那个充满危机的欧洲是如何通过发扬理性和科学，由中世纪转变为近代社会的。
所以哪怕是最谨慎的、最冷静、用最客观的目光来注视人类活动的历史学家，他们在面对全球现代化的进程中，都不禁要为一个历史现象动容，那就是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为什么是欧洲最早地成功地进入到近代社会。欧洲在其近代化过程中，所反映出来，为什么是欧洲最早地成功地进入到近代社会。欧洲在其近代化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那种复杂的变化，究竟又包含着什么具体的普遍的价值和意义，或者真理，可以为我们当今跨世纪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用的借鉴，今天就把我的一些想法向在座的同学们汇报。
当我们注视欧洲历史的时候，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历史对我们的反问，首先就有四个问题想不明白，第一个问题，就是唯有在欧洲，中世纪和近代才显示出如此巨大的反差。...
172016.11
要和平，不要战争；要秩序，不要紊乱；要丰裕，不要饥饿；要文化，不要愚昧；要美德，不要腐败，成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共识和振兴欧洲的纲领
在世界历史上，文艺复兴（1350－1650）是欧洲由衰及兴的转折点。完成这一转折的重要前提是文化转型和提倡创新。正因为抓住了“文化强国”这一重要的战略性调整，欧洲进入了社会发展的快速期。反思文化强国的欧洲经验，有助于我们理解文化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对欧洲危机的深刻认识
文艺复兴一词，原意是再生的意思。这关系到欧洲的危机与拯救，很有必要从危机角度来重新研究这场运动。危机来自于两个方面：自然灾害和封建制度崩溃时导致的社会秩序紊乱。爆发于1348年的黑死病是欧洲最大的一次鼠疫，以后又连续发生过很多次。它造成的后果是欧洲的人口减少了五分之二甚至更多，导致了土地抛荒、物价动荡、劳动力不足、社会紊乱、情绪悲观等一系列问题。黑死病过后，封建主义也衰退了，饥饿、战争、贫穷、腐败、愚昧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危机导致了知识分子的觉醒。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达·芬奇等人开始分析危机的深层原因。
他们发现，中世纪文化并不完善，存在着知识不确定、不实用、不够用的缺陷。由于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主要由职业人士和神职人员构成，因此，他们运用的是经验而不是实验，研究的是彼岸的学问而不是经世致用的学问。...
172016.11
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学术界视宗教改革为一场纯粹的宗教斗争，对它所造成的社会和政治影响视而不见。德国社会学家莱因哈德·本迪克斯认为，宗教的变化对近代国家的兴起没有作用。①英国政治学家佩里·安德森视君主专制为从中世纪封建政府中脱胎而出的政治重建(如建立中央集权、官僚行政)，在此进程中宗教变化所起到的作用相当微薄。②另一位德国历史学家迪特里希·格哈德视1000年至1800年的欧洲历史为一个延续发展的过程，他强调这段时期仍然是“旧的欧洲”，认为“在宗教改革时期之后的一个世纪中，看不出在社会、政治秩序方面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③这样，如何界定宗教改革的社会作用就成了一个问题。
16世纪初期是德国的市民和农民觉醒时期。当时绝大部分的民众都在努力承担责任，要使德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得到发展，改变长期以来教会凌驾于德国社会之上的那种状态。其中像马丁·路德那样一些人，从反对在德国境内买卖赎罪券那里找到突破口，掀起了反对罗马教廷的宗教改革运动。由于运动触及到了德国社会的尖锐矛盾，因此有可能扩大其战果，从宗教改革转变为社会改革，对以后的德国发展影响很大。在这里，笔者旨在说明，宗教改革也是一场德国的社会改革运动。
一、尖锐的社会矛盾
如果把新教运动说成是宗教改革，对它的研究就很容易局限在宗教方面。反之，如果考虑到这场运动的重要社会作用，就会涉及政治、社会、家庭、教育、...
52016.09
“把革命带回来”: 社会学新视野的拓展
摘要: 本文在韦伯和陈寅恪等人的启发下,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社会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分析框架和基本方法,试图将“革命”这个社会学的经典母题重新带回到中国社会学界,以此拓展社会学研究的新视野。这种新的研究路数尝试围绕阶级路线、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等重点,在借鉴实证史学资料收集法的基础上,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和事件社会学的方式来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建立起来的独特的政治文化及其所产生的复杂而深远的历史效果。
关键词: 革命 政治文化 路线 事件社会学
一、引论
(一)“革命”：社会学经典母题的丧失与回归
“革命”(revolution)，从一个最初表达民众骚乱的意大利地方俗语，通过洛克之手转变为西方政治思想的关键概念，代替战争和政体问题，成为现代政治的核心问题(李猛，2015：442-443)。革命也曾经是西方社会学的经典母题。奠定社会学学问形态的思想大师们尽管对革命的态度迥异，但他们的问题意识大多是由革命所牵引出来的，其研究往往基于对革命及其社会政治后果的反思，尤其是社会学最早的几位奠基人都与1848年欧洲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虽然孔德将政治放到了从属社会的地位，...
102017.04
让我们以一个悖论展开对当代法国哲学的反思吧：它是最具普遍性的，同时也是最独特的。黑格尔称之为“具体的普遍性”（concrete universal），它因特定的时间与空间而具体，又因包罗万象而普遍。哲学就是这样一种典范，它探讨一切，具有绝对的普遍性；但是其内部又存在着鲜明的文化和民族独特性。换言之，在哲学史上存在着多个由空间和时间所限定的哲学阶段，我们或许可以把它们称为哲学时刻（moments of philosophy）。于是，哲学既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理性思维的结果，同时又是在特定时空范围内才呈现出来的。让我们看看历史上特别重要、也尤其出名的两个例子。第一是从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的希腊古典哲学，开始于巴门尼德，结束于亚里士多德，这是一个奠定西方哲学基础的极具创造力的哲学时刻，虽然持续的时间并不长。第二是从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初期的德国唯心主义，始于康德，终于黑格尔，中间经过费希特和谢林，同样富于创新却更加短暂。我想提出并论证的是一个更加具有民族性和历史性的观点：20世纪下半叶出现了一个堪与古典时期的希腊哲学和启蒙时期的德国哲学相提并论的法国哲学时刻，其影响至今犹存。
1943年萨特完成了奠基之作《存在与虚无》，...
82017.04
语言和形而上学
阿甘本在其英文版《幼年与历史》的序言中表示，可以连接他所有思想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是：语言的存在意味着什么，“我说”是什么意思。在他几乎所有的著作中都提到了这个问题，特别是在《幼年与历史》、《语言与死亡》、《开放性》中。阿甘本质疑形而上学的假设：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拥有语言，他由此出发重新思考哲学人类学，并提出了“实验性语言experimentum linguae”的重要性，语言的经验就是语言本身，由此语言的限制被凸显，这种限制不在于语言与外部指涉物的关系，而在于语言经验只是一种纯粹的自我指涉。
1978年出版于意大利的《幼年与历史》是阿甘本把握和阐明这种语言经验的最早尝试。通过历史、暂时性、游戏和姿态等概念的一系列相关联的文章的整合，《幼年与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阿甘本后来政治学、伦理学的通道，特别是他将幼年这一概念理解为一种语言实验。在这方面，阿冈本认为，当今时代的一个标识就是经验的破坏或损失，在这个时代，日常生活的平庸性不能被自身所经验，而只能被经历，现代科学的兴起和经验主体与知识主体的分裂是这种情况出现的部分原因。这种对经验的破坏在现代哲学如康德、胡塞尔哲学中得到了扩展，阿甘本认为，经验的复原作为一种对于经验的激进的重新思考，是一个语言问题而不是一个意识问题，...
312017.03
雅克.拉康：阅读你的症状（吴琼/著）第一章《弗洛伊德在法国》第一节《创伤之矛》
第一章 弗洛伊德在法国
与许多学术运动发生革命性转变时总以分裂作为催化剂的情形一样，精神分析运动的创新冲动也是以共同体内部的一系列撕裂作为其伴生物的。这一系列的撕裂让精神分析事业充满了许许多多戏剧化的场景，而进入这样的场景要求我们首先具有一种精神分析化的思维，就是说，许多时候，我们可能需要把这样的场景回置到某种分析情境中去加以理解，这样才能真切地领会到弗洛伊德所创立的伟大事业的内在创伤及其意义。
对精神分析学及精神分析运动本身做精神分析化的理解，这并非不可理喻之事。弗洛伊德本人就常常以这种运作来开始其创基性的过程，并以这样的方式来回视和反省其理论与技术的漫漫求索路，比如他的书信尤其是他与密友威廉•弗利斯（Wilhelm Fliess,1858—1928)之间的通信①、他的自我分析、他与追随者之间的一系列争吵、他的自传和他为精神分析运动所写的回忆录、他与病患尤其女病患之间的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引发的他对精神分析技术的阐发，都隐含有一个对分析行为施以精神分析化的维度。尤其当我们进入精神分析学与法国性的遭遇战的时候，这种精神分析化的运作更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角度去透视精神分析文化的创伤性内核。...
312017.03
电视的症候
本文刊发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文化研究》第27辑（2016）
一
当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已决计站在电视的对立面来谈论电视，我要以一种反电视的立场来理解电视，如果这也可以算作一种电视理论，我更愿意称它是“反电视”的电视理论，是对于电视的某种“元表述”。
“反电视”不等于要消灭电视。电视是一个不死之物。它是不可消灭的，它已经深深地嵌入了我们的生活，已经被安装在我们身体的某个部位，某个从内部延展出来的外部，并成为了我们身体活动的一个联动部分，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技术性假肢：你只要动一动手指，按下遥控器的按钮，你的视觉就可以延伸到无限的远处，你还可以轻而易举就从一个远处挪移到另一个远处，并把无数的远处移入你的房间，变成在家里便可随意浏览的风景。电视就像是一个安装在我们体内的晶片，一个操控性的程序，现如今，不再是电视在我们当中，而是我们在电视当中，不再是电视在复制我们的生活，而是我们在复制电视里的生活，是我们在执行电视里的指令，搬演电视里的人生。在一个电视已经普及到每家每户的世界里，我们的日常性其实就是一种“电视性”，我们的生活或我们的日常实践不是被分成“看”电视的部分和“不看”电视的部分，而是被分成“看”电视的部分和“搬演”电视的部分。但也正是因此，反电视才成为我们的必需，成为我们走出电视性或者说电视所造就的日常性的一种运动...
162016.10
全球性大国不是什么
作者：庞金友
【摘要】对于当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超级大国，谢尔登·沃林从福利化、公司化和极权化三个层面展开深入的批判。在他看来，强势的福利国家会引发公民危机，造成公共领域急剧萎缩，致使政治被经济绑架；越界的公司化国家模糊了政治与经济的传统界限，结果经济与政治同化，公民被弱化甚至虚化；“颠倒的极权国家”则导致被删除的公民、被豁免的权限、被颠倒的极权主义、被阉割的公民教育、被无限驱动的扩张本能的出现。警惕大国发展的歧路，是沃林国家观的最大启示。
【关键词】全球性大国 福利国家 国家公司化 颠倒的极权主义
每个时代都有梦想。对于当下中国而言，大国梦、强国梦就是这个时代的梦想。梦想虽是想象之物，但总要有现实的蓝图或范本。关于何为大国的讨论随即应运而生。其实，人类历史的画卷中从不缺少大国的身影；每个大国崛起衰亡的背后必然承载着某种文明跌宕起伏的命运。从城邦时代的雅典，到帝国时代的罗马，再到“海上马车夫”荷兰，世界文明的重心从爱琴海到地中海再到大西洋沿岸一再偏移。然而，大国运势的真正变迁是伴随着“日不列帝国”英国的横空出世而发生。从此，大国不再只意味着狭窄地域内的区域强国，更代表着疆域辽阔的洲际大国。
自20世纪中叶，美国逐渐取代英国等其他欧洲诸强成为代表资社两大竞争阵营中的一方霸主...
162016.10
近代西方国家观念的逻辑与谱系
作者：庞金友
【内容提要】从城邦时代到启蒙时代，伴随着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离，近代国家观念逐渐形成并确立。基于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政治主张，国家被近代思想家赋予积极与消极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国家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各持极端立场，分别将国家干预和社会自治推向极致，而自由主义则居中而立，既承认政府的作用，又相信社会的力量。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考察了国家的形成过程，揭示了国家的阶级本质，和国家职能重新回归社会、国家消亡的历史必然性，并指出在国家消亡之前，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新型国家形式将发挥其内在作用。西方国家观念更迭的历程说明，只有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符合客观规律的国家观才是最好的国家观。
【关键词】国家观/消极国家观/国家与社会/自由主义
国家观念的演进与发展一直是政治理论的核心议题之一。历经古典时代的酝酿、中世纪的转型以及文艺复兴的推动，西方的国家观念在近代逐渐形成并确立。从理论层面探讨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过程和内在逻辑，对于厘定近代西方政治思想的价值取向，挖掘西方国家观念的个性特征，从而准确理解现代西方政治文明的内涵、正确地把握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趋势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从古典到现代：近代国家观念的历史源流
国家观念虽然形成于近代，但在古希腊、...
312016.08
西班牙的民主化：如何防止民粹主义与寡头主义的反复震荡
作者：秦晖
西班牙民主化的坎坷过程主要给人的感觉是“极左”和“极右”都很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导致灾难。一个正常的民主化道路，应该是社会民主主义(美国有时叫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美国有时叫保守主义)互补，就是温和的左派和温和的右派的一种互补，或者说是民主左派和民主右派的互补。
西班牙的事情的确比较复杂。从时代来看，西班牙内战前后的这段时期，也就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实际上是全世界范围内民主自由制度受到最严峻挑战的时期。那个时候不管东方西方，在凡尔赛体系下形成的大批民主国家都发生逆转，变成不是左派专政就是右派专政。甚至原来在中世纪就有民主传统的国家，像波兰，像德国的一些小邦，在中世纪就有所谓的自由选王制，所谓的城市共和、贵族民主制度，但在那个时期也发生了专制化倾向。那个时期保留下来的民主国家很少，除了美国、英国、法国和北欧的一些地方，其他的都垮台了。有的是左派专政，像布尔什维克；有的是右派专政，像希特勒。
而且左右派专政在今天看来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20世纪初，俄国当时的总理大臣维特伯爵就讲过，黑色百人团，所谓的黑帮，俄国的极右翼，和红色百人团，所谓的红帮，极左翼，其实是差不多的，,做的事情都一样。在当时的维特看来...
312016.08
经济学的逻辑预设(2)
作者：秦晖
亚当-斯密和密尔所讲的“经济人”
关于这一点，西方经济学在一提出“经济人”这个概念的时候就已经很明确。大家知道，所谓“经济人”这个概念，有人说是起源于亚当•斯密，因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曾经提到，我们现在可以享受到饮食，可以穿到衣服，但是，这并不是因为那些厨师或者那些裁缝们大公无私，诚心的要给我们做什么奉献，其实这些厨师、裁缝，他们想的也不过就是自己赚钱。但是，由于有了市场交易，厨师和裁缝，他们即使本意只是为了自己，但是我们也通过这些行为获得了好处。比如说，穿衣吃饭的便利，这就是所谓的经济人预设。
但是，亚当•斯密并没有讲，这些厨师、裁缝，就不可能有为他人着想的可能。他更没有说，如果他们这样想了，我们反而会吃不上饭，没有衣服穿了。他并没有这样讲。他只是说，由于有了这样的交换，即使他为自己考虑，我们也可以得到服务。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先小人后君子”。
但是，亚当•斯密这样讲的时候并没有用 economic man这个词，就是“经济人”这个词。经济人这个词最早使用的是约翰•密尔，严复把他译成穆勒，约翰•密尔在1836年的《政治经济学定义及研究这门学问的哲学方法》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提出“经济人”...
312016.08
[编者按]这个时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大学精神实质是什么？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关系该作如何理解？“三型”校园的文化建设与大学精神之间存在怎样关联？其实，这些问题不但是学界一直关注和探讨的话题，而且对这些命题的讨论所产生的广泛影响，也日渐渗入公众的日常生活和大众传媒。厘清这些命题之间的逻辑线索，实现对大学文化与教育的真正解读，逐步提升学生的科学与人文的双重素养，已经成为理解当代大学命运走向的前提条件。中国科学院博士生导师孟建伟教授作为20 世纪90 年以来学术界关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讨论参与者之一，作为近年来在教育领域日渐引起关注的学者，已经应邀为全国几十所高等学府、全国优秀大学生夏令营、大学校长党委书记班等做过200 余场专题讲座，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编辑部有幸邀请孟建伟教授做客编辑部，与黑龙江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李芳教授、孟维杰副教授针对前述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度访谈与对话。
孟维杰：孟教授，首先，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访谈。从您的学术历程来看，您曾经关注的是科学哲学，后来又研究科学文化哲学，现在开始关注教育，促使您学术思想发生改变的原动力是什么？您为什么会关注教育？
孟建伟：我开始关注科学哲学，对西方的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
202016.08
希腊天文学也是数学学科，天文学家自称数学家。这个状况一直延续到近代早期。哥白尼就自认为是数学家。他在他的《天球运行论》一书序言中有一句名言：“数学的内容是为数学家写的”，自称数学家，把自己的著作看成是一本数学专著。天文学在什么意义上是应用数学呢？我们可以注意一下普罗克洛前面的说法，他在说到那门应用几何学或者运动几何学的时候，并没有使用“天文学”这个词，而是用的“球面学”或者“球面几何学”（
spherics）一词。当我们谈到希腊天文学的时候，一定要记住“球面”这个词，因为希腊天文学本质上是一门关于“球面”的几何学。
“天文学”何以是“球面几何学”？关键要理解“天球”的概念。根据直觉，人们很容易相信天是一个有形的圆顶，而大地及大地上的人类就居于这个圆的中心位置。比如，中国古诗歌里就有“天似穹庐，隆盖四野”的说法。但是，从直观的圆顶得出整个天是一个圆球的思想，还是想象力的一次大爆发。从现有文献看，第一次拥有天球思想的，大概是泰勒斯的学生阿那克西曼德。阿氏认为地球是静止的，因为它居于宇宙的中心。它居于宇宙的中心，所以与宇宙周边各处距离相等；地球若运动就会打破这种相等性，使之不处在宇宙的中心；既然永远处在宇宙的中心，那就是静止的。在这个论证中，地心思想是关键，而地心思想已经蕴涵了宇宙是一个圆球面的思想。...
82017.04
对米歇尔·福柯的哀悼
作者：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译者：赵文、陈巧霞
1991年12月，出于对“回忆”、“友谊”的爱，德里达参加了纪念福柯的《疯狂史》出版三十周年的专题会议。
在德里达看来，《疯狂史》“从一开始直至今日都保有着某种纪念碑的价值”，而其中至为迫切的问题是“疯狂史研究中精神分析的位置和角色”问题。
文中，德里达不停追问，努力想象福柯的回答，最终却不得不承认：“在这里，我们无人能替他做答，在这绝对的沉寂中，我们只能缅怀他……”
保罗-米歇尔·福柯，1926年出生于普瓦捷一个保守的天主教家庭，在三个孩子当中是次子。父亲保罗安德烈·福柯是一位著名的外科医生，母亲安妮玛丽·马拉贝出身医生世家，她的父亲就是一个外科医生。福柯进入圣斯坦尼斯劳斯中学学习，之后又进入普瓦捷的亨利四世中学预备班，1942年通过了传统的中学毕业会考的第一部分，并于1943年开始巴黎高师预备班一年级课程的学习。他在激烈竞争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入学考试失利之后，于1945年被送往巴黎亨利四世预备班学习一年，在那里结识伊波利特。
在1946年的第二次考试中，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
82017.04
福柯广为人知的三部著作《古典时代的疯癫史》《词与物》和《规训与惩罚》讲述的历史时段大致相同：基本上都是从文艺复兴到十八九世纪的现代时期。但是这些历史的主角不一样。《古典时代的疯癫史》讲述的是疯癫（疯人）的历史；《词与物》讲述的是人文科学的历史；《规训与惩罚》讲述的是惩罚和监狱的历史。这三个不相关的主题在同一个历史维度内平行展开。为什么要讲述这些从未被人讲过的沉默的历史？就是为了探索一种“现代主体的谱系学”。
因为，正是在疯癫史、惩罚史和人文科学的历史中，今天日渐清晰的人的形象和主体形象缓缓浮现。福柯以权力理论闻名于世，但是，他“研究的总的主题，不是权力，而是主体”。即，主体是如何形成的？也就是说，历史上到底出现了多少种权力技术和知识来塑造主体？有多少种模式来塑造主体？欧洲两千多年的文化发明了哪些权力技术和权力/知识，从而塑造出今天的主体和主体经验？福柯的著作，就是对历史中各种塑造主体的权力/知识模式的考究。总的来说，这样的问题可以归之于尼采式的道德谱系学的范畴，即现代人如何被塑造成型。但是，福柯无疑比尼采探讨的领域更为宽广、具体和细致。
由于福柯探讨的是主体的塑形，因此，只有在和主体相关联，只有在锻造主体的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福柯的权力和权力...
82017.04
福柯的总原则
作者：吉尔·德勒兹
译者：于奇智、杨洁
福柯的总原则是：一切形式都是势力关系的复合体。一些势力是一定的，因而，我们首先追问，它们与何种外部势力发生联系，继而是何种形式来自这些势力。等于说，存在于人中的势力：想象力、回忆力、构思力、意志力……我们会反对这样的已经以人为前提的势力；但这不是真的，和形式一样，存在于人中的势力仅仅以地点、应用点、存在者区域为前提。同样，存在于动物中的势力（流动性、应激性……），还不以任何确定形式为前提，关键在于弄清存在于人中的势力与何种别的势力在这种或那种历史构成上发生联系，何种形式是这种势力复合体产生的结果。我们早已预料到，存在于人中的势力不必然与形式-人的构成发生关系，但可能别样地陷入别的复合体和别的形式之中：甚至在短时期内。人不一直存在，也将不会总是存在。为了形式-人的出现或显露，存在于人中的势力应该与一些十分特殊的外部势力发生联系。
Ⅰ. “古典的”历史构成
古典思想以其思考无限的方式意识到自己所处的位置。这是整个现实，在一种势力中，它“同样”尽善尽美，因而是可以无限提高的（无限完美），余者为限制，与限制没有两样。例如，构思力是可以无限提高的，因而人类理解力只是无限理解力的限制。...
82017.04
瞄准现在的心脏：悼福柯
于尔根·哈贝马斯/文
陈通造/译
新保守主义在当代以一种对理性的激进批判的面目出现，这一批判被深深地打上了法国后结构主义的印记，引发了巨大的反响，尤其是在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之中。在这个为福柯所做的悼念致辞中，我试图显示出在这种理性批判中的批判冲动，这种冲动有时会滑入一种日耳曼式的暧昧不清之中。
福柯的去世来得如此意外而突然，以至于人们不禁会认为这种无常和残忍的偶然性也记录下了这位哲人的生活与教义。即使是从局外的角度来看，一个57岁的人的死都是一件来得过早的事情，确证了时间的无情力量——这是实际性（facticity）的力量，它不知不觉地、毫不声张地，战胜了每个人类生命千辛万苦建构出来的意义。对于福柯来说，有限性的体验成为了他哲学上的一个刺激物。他从一种斯多葛式的视角，而不是从从基督教的指涉框架出发，观察了偶然性之权力，并最终将其等同于权力本身。但是，在福柯那里，观察者执着于客观性并保持着明确的距离，这种斯多葛式的态度却和一些截然相反的要素相结合，那是一种对于当下历史时刻的现实充满激情并纵身其间的参与。
我只在1983年见过福柯一次，可能我并不十分理解他。...
172016.11
5月16日晚，法大礼堂，莎翁经典剧目《罗密欧与朱丽叶》的高潮正在上演。当心如死灰的朱丽叶含泪饮下毒酒去追随爱人的那一刻，悲戚的音乐缓缓流淌，迷蒙的光影淡淡铺洒。台下众人屏息，早已深深入戏。
这是法大众人翘首以盼的年度大戏。当它在一片掌声中落下帷幕后，片刻，又一阵如潮掌声更加热烈的响起，这掌声，是要送给这场如梦如幻的视听盛宴背后，那个不得不提的掌舵者。他一出现，便自然而然凝聚了台下所有人的目光。欢呼四起之中，他幽默睿智、浪漫动人的致辞掀起了那一晚的第二个高潮。显然，没有一个学生不爱这样的老师。
他，就是李忠实。衣着悠闲却不失风度，谈吐风趣却不失诚恳。他是选课时一课难求的老师，他是对戏剧如痴如醉的戏迷，他更是追寻自由和燃烧生命的逐梦人。
记得当时年纪小
戏剧于李忠实，是早已深入骨髓的挚爱。往事难追，匆匆一梦，曾经步履或许时有艰难，可这份挚爱却是日益沉淀，有增无减。
循着时光的印记，追溯至二十多年前，恰是风华正茂的年纪。中文系的他受到学校表演戏剧风潮的感染，与一群志同道合、满怀激情的年轻人一道，开启自己编戏、导戏、演戏的历程。他将那时的戏剧形容为一面旗帜，把一群有共同兴趣的文艺青年引领在一起，他们未经社会浸染，...
312016.08
西方后现代音乐研究新动向
作者：毕明辉
后现代主义思潮，自2()世纪h}年代发端，经过七八十年代的多元发展，渐成规模，在90年代成为一支席卷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艺术等众多学科的全球性力量，极大地拓宽了西方学术研究的视野。由于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多从当前社会文化现象的分析和批判入手展开言说，因而，包括音乐在内的各种当代文学艺术的生存现状受到高度重视，成为他们的主要考察对象。他们在对这些艺术门类展开解读、批评的过程中，提出了各自小同的观点和方法。这一纷繁复杂的后现代思想争鸣景观，构成了西方音乐学界探讨后现代音乐诸多问题所需寻找的理论来源，为实现后现代这一概念与音乐文化现象二者问的互动渗透奠定了基础。如果说，限于后现代主义初期发展的某些原因，导致西方音乐学界对此时代风潮的回应略嫌滞后的话，那么，2()世纪80年代以来，频频涌现的后现代音乐研究成果，尤其是9()年代里，一系列“后现代主义和音乐”专题学术研讨会在德国和美国的相继召开，则足以说明，西方音乐学界业己系统吸收后现代主义思想，将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全面应用于对音乐文化诸多方面的研究之上。我们看到的小仅是关于后现代音乐作为一个专题讨论的日渐深入，更看到后现代主义思潮成为推动西方音乐学研究自身发展的时代动力，为音乐学研究带来一场横扫观念领域和实践领域的深刻变革。...
312016.08
第一讲 绪 论
我爱着，什么也不说；
我爱着，只我心里知觉；
我珍惜我的秘密，我也珍惜我的痛苦；
我曾宣誓，我爱着，不怀抱任何希望，
但并不是没有幸福——
只要能看到你，我就感到满足。
——缪塞
西方美术是与西方一系列的文化传统相联系的概念，不仅包容了西方文明的丰富内容，而且，其最为菁华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不可替代的精神食粮，具有非凡的文化能量。
西方美术主要涉及三大类型的样式，即绘画、雕塑与建筑。绘画中除了用工具图绘的作品之外，镶嵌画、版画、彩色玻璃画等均在其中。雕塑是三维的造型，有圆雕、浮雕等。建筑（architecture），原意是高的（archi）房屋（tecture）。它是与实用性关系最为密切的艺术。从其功能分，主要可用于纪念膜拜、防御守卫、消遣娱乐、居住生活和工作场所等。内部常常有图画和雕塑。很多教堂饰有雕塑、绘画、镶嵌画、彩色玻璃窗（描绘基督和圣徒的故事），宫殿亦然。
从历史的角度看，人是在理解文字之前就接触图像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对图像的把握胜于对文字的理解。恰恰相反，有时图像的读解显得尤为复杂，...
312016.08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西方当代艺术心理学”，当时定谁来上这一课的时候，预先订好我来上，我还是有些犯怵，因为这题目太大了，走马观花非常快的话也不一定能讲完，所以我就想在这个周末谈得轻松一点，漫谈似的。另外，我又觉得这个课一定得上，因为北京大学有雄厚的艺术心理学讲授的历史，接触过的人可能知道，《苦闷的象征》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代表，一个日本的学者把它翻译到中国来。北大与鲁迅的渊源非常深远；另外北大的朱光潜先生的博士论文就是艺术心理学的论文；再有就是中文系的金开诚教授，70年代末文革刚结束时
在北大开授艺术心理学的课，听说听众是非常踊跃的。今天我作为晚学来续这个后弹。
艺术心理学流派非常的多，可能我们会理不清主要脉络。一个是比较明显的，就是两种倾向，科学主义倾向和人文主义倾向，这是非常明显的两个发展趋向。为什么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并行不悖，这与这个学科起源和发展有很大关系。艺术心理学，如果追溯到在西方的成形之初，必然提到一个物理学家，叫做费西纳。他在1876年发表过一个两卷本的著作《美学导论》，这就奠定了艺术心理学的基础，这个基础由于他的出身，就自然地把科学研究里的实验研究作为了一个重要的方法。比如说，关于Golden section所谓的黄金化，在费西纳的研究中就体现出来。这研究是怎么做的呢?...
近期热点
6月16日晚，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博士生导师王林聪研究员做客西方文明大系，以“中东变局的根源和影响”为题，向同学们阐释了2010年底以来发生在中东地区的政治危机。
王林聪研究员首先介绍了中东概况：中东大部分位于西亚，地处里海、黑海、地中海、红海、阿拉伯海五海环抱、亚非拉三洲交界之地，是欧洲经北非到西亚必经之地，中东地区石油资源极其丰富，对世界能源供给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中东地区大多数居民信仰伊斯兰教，是世界三大一神教发源地。此次中东政治危机起源于突尼斯，先后发展到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约旦、巴林、阿尔及利亚、阿曼等国家，导致多个国家统治者下台。中东政治危机的根源是民生危机，百姓的民生诉求很快演变为民主诉求和政治要求。此次中东危机的主要特点是危机主要发生在阿拉伯世界，非阿拉伯国家波动不大，宗教诉求不明显，没有明确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青年是主体等。王林聪研究员分析了中东政治危机的前景和几种未来发展道路选择，分析了危机对中国的利益、外交政策等的影响。王林聪研究员对中东问题全面宏观的把握，对中东各国的分析和对中东政治危机的深层次分析给参加讲座的同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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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15日19点，由人文学院哲学系主办的北辰论坛第九讲——“柏拉图哲学中的理性与爱欲”（Reason and love in Plato）——主题讲座在昌平校区逸夫楼1020教室进行。本次讲座由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圣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 Dublin）哲学系Vasilis Politis教授担任主讲嘉宾，哲学系张浩军教授主持。人文学院孟彦文、宫睿、徐文贵、苏峻、Altobrando等多名教师，我校各院学生及校外来宾聆听了本次讲座。
首先，Politis教授指出一处柏拉图哲学中看似矛盾的地方：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认为非理性应当受制于理性；但是，在《斐德罗》和《会饮》中，他却极为推崇非理性（mania）的一种表现形式，即爱欲（erōs）。Politis教授通过精湛的文本分析，指出爱欲并非有两种形式，一种为善，另一种为恶。爱欲是灵魂单一的趋向美的状态，可以通向善，也可以通向恶。
接下来，Politis教授将理性与爱欲的问题放置在更大的哲学史背景当中。他指出，晚近对柏拉图伦理学的解释有康德主义的倾向，...
语言和形而上学
阿甘本在其英文版《幼年与历史》的序言中表示，可以连接他所有思想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是：语言的存在意味着什么，“我说”是什么意思。在他几乎所有的著作中都提到了这个问题，特别是在《幼年与历史》、《语言与死亡》、《开放性》中。阿甘本质疑形而上学的假设：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拥有语言，他由此出发重新思考哲学人类学，并提出了“实验性语言experimentum linguae”的重要性，语言的经验就是语言本身，由此语言的限制被凸显，这种限制不在于语言与外部指涉物的关系，而在于语言经验只是一种纯粹的自我指涉。
1978年出版于意大利的《幼年与历史》是阿甘本把握和阐明这种语言经验的最早尝试。通过历史、暂时性、游戏和姿态等概念的一系列相关联的文章的整合，《幼年与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阿甘本后来政治学、伦理学的通道，特别是他将幼年这一概念理解为一种语言实验。在这方面，阿冈本认为，当今时代的一个标识就是经验的破坏或损失，在这个时代，日常生活的平庸性不能被自身所经验，而只能被经历，现代科学的兴起和经验主体与知识主体的分裂是这种情况出现的部分原因。这种对经验的破坏在现代哲学如康德、胡塞尔哲学中得到了扩展，阿甘本认为，经验的复原作为一种对于经验的激进的重新思考，是一个语言问题而不是一个意识问题，...
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学术界视宗教改革为一场纯粹的宗教斗争，对它所造成的社会和政治影响视而不见。德国社会学家莱因哈德·本迪克斯认为，宗教的变化对近代国家的兴起没有作用。①英国政治学家佩里·安德森视君主专制为从中世纪封建政府中脱胎而出的政治重建(如建立中央集权、官僚行政)，在此进程中宗教变化所起到的作用相当微薄。②另一位德国历史学家迪特里希·格哈德视1000年至1800年的欧洲历史为一个延续发展的过程，他强调这段时期仍然是“旧的欧洲”，认为“在宗教改革时期之后的一个世纪中，看不出在社会、政治秩序方面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③这样，如何界定宗教改革的社会作用就成了一个问题。
16世纪初期是德国的市民和农民觉醒时期。当时绝大部分的民众都在努力承担责任，要使德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得到发展，改变长期以来教会凌驾于德国社会之上的那种状态。其中像马丁·路德那样一些人，从反对在德国境内买卖赎罪券那里找到突破口，掀起了反对罗马教廷的宗教改革运动。由于运动触及到了德国社会的尖锐矛盾，因此有可能扩大其战果，从宗教改革转变为社会改革，对以后的德国发展影响很大。在这里，笔者旨在说明，宗教改革也是一场德国的社会改革运动。
一、尖锐的社会矛盾
如果把新教运动说成是宗教改革，对它的研究就很容易局限在宗教方面。反之，如果考虑到这场运动的重要社会作用，就会涉及政治、社会、家庭、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