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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性大国不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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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庞金友

全球性大国不是什么

作者:庞金友

 

【摘要】对于当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超级大国,谢尔登·沃林从福利化、公司化和极权化三个层面展开深入的批判。在他看来,强势的福利国家会引发公民危机,造成公共领域急剧萎缩,致使政治被经济绑架;越界的公司化国家模糊了政治与经济的传统界限,结果经济与政治同化,公民被弱化甚至虚化;“颠倒的极权国家”则导致被删除的公民、被豁免的权限、被颠倒的极权主义、被阉割的公民教育、被无限驱动的扩张本能的出现。警惕大国发展的歧路,是沃林国家观的最大启示。
【关键词】全球性大国 福利国家  国家公司化  颠倒的极权主义

 

每个时代都有梦想。对于当下中国而言,大国梦、强国梦就是这个时代的梦想。梦想虽是想象之物,但总要有现实的蓝图或范本。关于何为大国的讨论随即应运而生。其实,人类历史的画卷中从不缺少大国的身影;每个大国崛起衰亡的背后必然承载着某种文明跌宕起伏的命运。从城邦时代的雅典,到帝国时代的罗马,再到“海上马车夫”荷兰,世界文明的重心从爱琴海到地中海再到大西洋沿岸一再偏移。然而,大国运势的真正变迁是伴随着“日不列帝国”英国的横空出世而发生。从此,大国不再只意味着狭窄地域内的区域强国,更代表着疆域辽阔的洲际大国。

自20世纪中叶,美国逐渐取代英国等其他欧洲诸强成为代表资社两大竞争阵营中的一方霸主。冷战结束后,伴随着日益加速的全球化、资本化、民主化和私有化大潮,美国作为唯一的全球性超级大国的态势逐渐巩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美国就是当代全球性大国的现实范本。任何一个做着大国梦的后发现代化国家皆无法绕开“言必称美国”的理论窘境。那么,美国版本的大国是最理想的吗?它会是唯一的吗?它有无致命缺陷?无论答案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何为全球性大国的构成性要素都是一个难以回避的时代课题。显然,以列举法来罗列全球性大国的要素是一个便捷的分析路径,如在当下的全球格局和未来的全球化进程中,体现为经济领域的举足轻重、政治领域的领袖风范、文化领域的中心地位、道德领域的普适价值,等等。且不说这一要素清单无法穷尽,更何况美国未必是全球性大国的唯一范本,各国的历史、现状与国家建构路径也各不相同。因此,本文试图另辟蹊径,借用萨托利“民主不是什么”的逆向推论,以辞世不久的一代大师谢尔登·沃林的国家观为参照系,首先探讨全球性大国不应是何种国家,或者说在走向全球性大国的进程中应警惕哪种发展路向这一问题,以期为当下中国的大国想像提供某种借鉴和启发。

全球性大国不是强势的福利国家

谢尔登·沃林是当今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思想家。但他的国家观又远不能用传统的左右标准来衡量。从沃林对全球化进程对国家主权削弱的担心,对国家公司化和公司国家化的忧虑,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总统选举的揭露,以及对当代社会发展对传统政治观念的冲击和解构的警示来看,其思想显然具有鲜明的左派特征。而从他对大众民主的怀疑,对帝国、超级大国和“颠倒的极权主义”的批判,对社会控制的鞭挞,以及对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公民教育的推崇,其思想又具有典型的自由派特征。他如此评价当下的选举政治:“20世纪后期的总统政治被平滑地塞入一种为了给‘自由世界的领袖’登基举行涂油将民主等同于‘自由选举’而紧凑安排的生产……选举极其铺张的景象使人民群众感到无比荣幸,而同时,通过金钱力量的纯粹攀比和展示,又使他们想起自己的无能为力。”①由此可见,沃林的国家观是一种超越传统左右路线的中道国家观。

对于国家在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沃林坚持传统自由主义的消极国家观,坚决反对国家权力的无限性。显然,他无法接受罗尔斯式的基于“差别原则”而赋予国家的干涉经济权力的方案。在他看来,一个强大的国家,不应把政治目标投注在福利政策之上,因为在福利国家的框架下,任何“社会问题,除去其政治实践,得到自由主义的承袭,首先被重新构思成各种社会福利计划,并最后被具体化为一个‘伟大社会’,自吹自擂是一种连续扩展的经济,巨大到足以容纳所有的人,并重新给那些不能‘达到预定目标’的人们分配收入,而不是具体化为一个力求既有社会福利又有政治民主的社会。”②另外,福利政策的现实推行,极容易带来一个“超限的国家”,而实际上,“应该将国家的能力约束在合理的界限中,超限的国家能力是随时可能会引爆国家失效的定时炸弹”。③

作为西方社会与文化的主流思潮,自由主义历经数百年历史与现实的洗礼,逐渐完成了以约束和制衡政治权力为基本诉求的制度设计。然而,现代化进程却率先在经济和文化领域突破了传统的国家权力边界,这种突破表面上看是经济力量与文化力量在合力侵蚀政治领域,但其相互交融的发展态势表明,其实质却是从反向加强了国家的职能和权限。换句话说,传统的自由主义强调个人权利的至上性和国家权力的有限性,因此主张将权力存放起来,高置于“圣堂”之上,而现代化进程则主张国家权力的无限性,被宪法所限定的政府权力开始与藐视传统界限的经济和文化力量联手协作,共生共强。对此,沃林深恶痛绝。他将这一现象称之为一种“物质奇迹”,这一奇迹的结局只能是“资本主义依靠消费者,它同时正在作为民主想象中的公民得到安置。问题是要避免同前者疏远而不激怒后者成为一名被平民主义仇恨唤起的有自我意识的群众。解决办法则是要把两种文化都表现为集中于自由选择。至高无上的公民和至高无上的消费者一样可以在两个选择之间‘进行挑选’,尽管他们从未制定任何一个。人民权力至上论被吸进经济的重要性,而消费者权利至上论则被吸收进政治的重要性”。④

福利国家的理论与实践原本不是新生事物。对这一制度的批判与反思自制度建立之日就从未停歇。“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福利国家得到最充分发展的时期,其意识形态具有高度一致性。现在,与这种情况相反,福利国家不再被认为是解决资本主义社会、政治问题的有效答案了。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对福利国家的制度安排做出了极度渲染和极为根本的否认评价。”⑤但在20世纪后期,福利国家渐渐与市场经济结合且与民主并存,这是最初福利国家政策所没有遇到的新境况,从而也引发了新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对于这种新型福利国家的政治后果,沃林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一场声势浩大的公民危机,是福利国家最直接的后果。在沃林看来,从某种程度来讲,福利国家是社会生产与政治过剩的重要表现。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只需要临时工人,而超级大国只需要“偶尔的公民”。置身于福利政策之下的人们从生活上看体面而风光,但在政治上却是无限被动,因为他们不再被当作是拥有至高无上地位的人民中的一员,而是成为“政策的对象”,接受福利的恩惠、靠扶植和救济求生度日、反过来又足以证明官僚体制合理性的对象。福利国家的实质是打造出一个可被操纵的、可有可无的群体,“他们的出现表明,如果不是在法律上也是在实际上,公民中的一个相当可观的比例业已被改组为臣民”。⑥沃林还注意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实行种族隔离的学校和居住区开始重新流行,“这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倒退的标志,还不如说是一个政治控制的先决条件”。⑦沃林多次重申他心目中福利国家的形象:“福利国家是这样一个国家的直接继承人,这个国家已历经从新政社会安全国家到动员起来的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大规模民主军火库,到与共产主义斗争的全国安全国家,到许诺要在全世界根除恐怖主义的超级大国的变化。”⑧从这个角度来看,福利国家的盛行,必然带来公民群体的瓦解与公民意识的式微,这是公民危机的明显征兆。

公共领域的急剧萎缩,是福利国家的又一后果。福利国家绝不仅仅意味着国家权力的有限扩张,更意味着更大程度的社会控制。在这种强大的社会控制下,公民日益被塑造成富有依赖性的阶级和群体,自由也被矮化为某种意识形态的自由意志幻想,实际上被束之高阁。在19世纪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家眼中,国家干预是对市场法则的危险干扰。虽然20世纪后半叶,社会现实的发展越来越需要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但福利国家却在实质上加剧了公共领域的萎缩。对此,沃林的分析一针见血:“面对公共领域——属于共同关心和优虑的事物——不断萎缩的实体和他们无法控制或甚至与之匹敌的力量,以及被迫凭借只有公司赞助才可能提供的财政资源从事选举和立法竞争,政治家们在两种路线之间作出抉择:不是在一批彻底不抱幻想和表示轻蔑的选民面前表演一种堕落的和赤裸裸的阶级取向的政治,就是把由选举产生的职位换成一家游说活动商行。”⑨

政治被经济挟持甚至绑架,这是福利国家最为严重的后果。沃林部分承认马克思经济决定论的合理性,但他认为当代国家福利政策的发展趋势可能会带来比决定论更为严重的后果:在一个“高度先进”的社会中,出于对现实生存的考量,民众已被强使屈从,而受利益与利润的挟持,作为现代政治根基的人民主权都可能成为一句空话。沃林的担心不无道理,20世纪福利国家的发展历程证明,福利政策首先是一种经济政策而非政治策略,它不会产生任何传统意义上的政治伴随物,反而会带来新的政治结果,如公司价值观的反平民性、集中的公民权力的反民主性以及以奖励制度为代表的反平等主义倾向等。20世纪后叶,美国出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社会变化:美国国力强盛,但医疗保健和教育方面的成就却远远落后于其他工业化的国家。这一反常现象反映出这一超级大国在维持那些传统的如提供福利等国家职能的无能与无力。一些具有公益性质的国家职能被转让,医疗保健等事务皆由各类保健公司掌管,学校教育被各类受控制的商业广告所充塞,广告费却被拿来用于补充因“纳税人的反抗”所减少的学校预算拨款。这一变化最具戏剧性和讽刺性的高潮一幕被沃林如此传神刻画:“当今治国才能的戏剧场景中的顶峰是联邦储备银行,在那里帝国的机密得到炫耀:当一个国家的全体股票持有人都屏息不作声时,这个银行年迈的哲人踉踉跄跄地出来宣布利率将被提高0.05%,降低百分之0.02%,或保持不变。”⑩

全球性大国不是越界的公司化国家

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首当其冲的是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领域。新现象层出不穷,新事物此起彼伏,这些都持续冲击着人们早已习以为常的经济体制和观念。传统的经济边界被模糊,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政治边界、社会边界和文化边界的模糊。

首先,公司日益呈现明显的政治特征。如今的公司无法再用简单的经济标准(如赢利、市场份额、股份制等)来描述,经济的意义扩展到了利润之外的广阔领域。借助信息、科技装扮起来的“新经济”强烈淡化了消费者与选民、大众授权与人民主权之间的界线,混淆着员工权利至上论、股东民主制中的经济元素与政治价值。不仅如此,沃林还提醒人们注意:“各种电子技术(电脑、录像、互联网)代表着个人自由与能力的幻觉和这位个人作茧自缚的结合,要从这只茧子中逃脱似乎是一种不连贯的想法。”⑪显而易见,公司的政治化或国家化,正在逐渐消解国家作为社会最高权力的至高威信。

其次,公司与国家的合作正在深化。虽然国家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经济结构中继续起着一种不可忽略的作用,但是跨国公司所拥有的资源和权力却使得它们之间的合作不可或缺,无论是在在国内政治、国际政治还是军事政治中。国内竞争与国际对抗往往发生在国与国之间、公司与公司之间,却很少发生在国家与公司之间。于是,“不仅国家和公司成为合作伙伴,而且在此过程中,各自均开始模仿历史上被认为与对方相同的职能(一个从事飞机制造的公司同时经营公家出资的福利计划;众多公司在广泛从事管理罪犯、经营医疗保健业务)”。⑫随着公权私有化的继续和国家威信的降低,与国家的深度合作,使公司正在分享着传统国家的威信;政府权威的天平开始向远离国家的那一端倾斜。“当金融政策和社会福利这些公开的政治问题被转换为与金融货币政策有关的技术问题——利率和债务管理后,与其息息相关的联邦储备系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欧盟等组织的重要性就变得空前高涨。”⑬

最后,国家正在不可避免地公司化。这虽与上述变化方向相反却又是上述变化的必然结果。在公共职能私有化与私人运营公有化双重夹击下,传统的公域与私域的理想格局被彻底撕裂。以前负责管理公民补贴的公益服务部门现在开始以赢利为目的,与此同时,政府正在努力赶超公司的作风。彼得·希夫在反思“国家为何会崩溃”时竟然归罪于政府管得太多:“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都是政府越界的最好例证,这些政府计划的本质终归会使其拖累本已疲态尽显的美国财政。”⑭这是何等的具有讽刺意味!而这一残酷现实的理论影响则是:“政治范畴与‘社会范畴’或‘经济范畴’之间的传统差别也被取代;经济范畴被同政治范围连接从而形成对于所有领域来说都一样的混合和共性。”⑮

面对上述这些变化,无论是自由主义阵营还是左派思潮抑或新兴政治思潮,都显得有些措手不及。在经济全球化的语境中,曾经强大无比的民族国家的命运是终结了,重构了还是扩张了?区域经济共同体、国际经济组织以及跨国公司携手构建的全球格局是否会加速国家的公司化进程?人们往往各持已见,难达共识。而在沃林看来,无论前景如何,至少当下的国家公司化趋势有百害而无一利,这是任何一个具备成为全球化大国的国家都应警惕的危险。国家公司化,意味着国家公共权力的自我放弃,自掘坟墓。他具体分析了国家公司化的政治影响:

第一,国家成为一种不伦不类的“合成物”。传统意义上的公司活动如项目竞争、投资策略、股权之争及市场支配等无不具有政治意蕴,均属“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而在描述曾经是政治世界内的行动和关系如课税优惠、工会政策、竞选捐款、院外集团等又无不具有经济意蕴,某种程度上这就是一种“经济政制”。国家领域与经济领域之间的界线高度重叠、交叉直至模糊。这与强调“五大特征”的邓利维和奥利里心中的国家相比已相去甚远。⑯

第二,公民被边缘化、弱化甚至虚化。在国内政治中,公民的德行被重新定义为经济的合理性,而在国际政治中,公民似乎又与帝国分离。结果,“公民,这位在民主理论中的至关重要的行动者,和经济人结合在一起,而且如同宪法一样得到合成(“投你皮夹子的票!”)”。⑰而这两种趋势直接导致了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不断增长。

第三,经济行为与政治行为高度同化。在公司国家化和国家公司化的框架下,经济与政制、消费选择与政治选择、经济行为与政治行为之间逐渐同化,“分配和运用权力的能力最张会成为决定经济繁荣的基础……”⑱那些曾一度只属于帝国时代的利已之心、竞争性、等级制度、不平等和权钱同谋等等观念已经能为资本主义时代道德高尚的公民(帝国人)所能接受。正如斯科特所言:“全球的资本主义可能是推动同质化最强有力的力量,而国家有时成了地方差异和多样性的保护者。”⑲

第四,财政开始界定政治。这是国家公司化最危险的地步。在当代欧美政治中,原本来自公司的成百上千万美元被注入立法过程和竞选运动,政府决策越来越依靠公司力量而非自己的公民们,甚至自马基雅维利时代后一直备受推崇的国民军队都已时过境迁,因为他们的重要性正在为那些能够持续研发、熟练使用最新款式武器的众多军事专业人员所取代,甚至一些军事范畴的事务和活动如国防合同、武器销售、成为公司主管的退休将军等都已纳入公司经济的领域。

如果说,现代化进程将民族国家一步步推进全球化的边缘,而国家公司化,则可能将民族国家指向一条不归之路。对这一发展趋势,沃林慨叹道:“马克思和杜威都曾梦想过有朝一日社会及其成员们的生活将会建立在科学技术及其生产应用的理性组织的基础上。那一关于社会的无政治意义的构想现正处于得到实现的过程之中,尽管并没有按照马克思和杜威曾想象的平等主义的情况,而且也不是以个人的较少工作钟点和更多闲睱时间的形式。”⑳

全球性大国不是“颠倒的极权国家”

从19世纪末的自由放任政府到20世纪50年代的福利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的超级强国再到90年代的超级帝国,这就是当代超级大国的成长轨迹。9·11之后,一个“新世界”的出现。一种近似于美苏争霸格局,以美利坚超级大国与基地组织恐怖主义分子之间的对抗格局横空出世。

何为“超级大国”呢?沃林给出了如下的刻画:“超级国家,衰弱国家的确切对立面。它代表一种国家力量,‘超级大国’,据说超越了关于国家被限制在其边界内并有义务尊重其他国家的边界的现代观念。用弗洛伊德的术语来说,超级大国有可能被描述成由只带有来自一个意志薄弱的超我(准则或良心)有温和抗议的本我(基本的力量驱动)所驱动的自我。”[21]沃林将20世纪的暴政划分为两个版本:一个是软弱的权力主义,一个是强硬的极权主义,而超级大国是另一个崭新版本,也或者说这是第二个版本的突变体。

与跨国公司、欧洲联盟、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一样,超级大国的特性与行为方式对传统以民族国家为基本框架的政治观念提出了挑战。进入20世纪末,美利坚这个超级大国,再度上升、演化,实际上已远远超出它在冷战期间的权能。对此,沃林认为有五个重大变化值得关注:一是出现了一种至关重要的事态发展,大公司在党派政治、政府决策和高级国家公职的任命方面的重要性日俱增,甚至已经有实质的介入;二是政治力量的“技术化”,舆论的量化、通过电视和互联网进行的竞选、公关小组的策划等,已使政治操纵的艺术转变为一门科学;三是一种支持超级大国的大众文化的出现,这种新型文化以其开放性、时尚性、国际化、变革化风靡青年群体,与传统文化相比,更热衷于沟通和表达,更能够借此科技发展与信息技术;四是超级大国营造了一种怀旧的社会氛围,反对自罗斯福新政以来的社会福利计划;五是超级大国培育了一种保守的意识形态,开始宣扬两种原教旨主义,一种是宗教的,一种是爱国主义的,后者的成份十分复杂,“不但包括实质上对国家的无条件忠诚,特别在国家的危急关头和战争年代,而且还包括对一种形式的政治原教旨主义的热诚效忠,即对一个理想化的早期美国的忠诚。政治原教旨主义渴望恢复到神话的过去。它竭力主张美国宪法应当逐字逐句得到实施”。[22]

这样的超级大国能够得到什么样的政治结局呢?沃林依凭自己的观察从五个方面表达了自己的担心。

第一,被删除的公民。既然是在自由放任的消极国家时代,一个小得无法再小、弱得无法再弱的国家理论上仍是自由主义者心中的戒备对象。现如今,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已发展到帝国的空间规模,其权限与影响力更是空前巨大,相较而言,一个单个的公民该是何等的相形见绌,结果“公民作为一个独立的集体行动者则几乎被删除”。[23]更可怕的是,美国政府还鼓励美国人要成为一个由告密者组成的民族:要把关于邻居、同事或全体公众成员的任何可疑的情况记录下来并报告有关当局。

第二,被豁免的权限。超级大国和帝国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们的权威与行为模式不在宪法的规定和限制之内,其权限“均被视作在立宪主义所使用的合法地位的计划之外并因而被豁免受其约束”。[24]超级大国唯我独尊,自行其是,全然无视盟国的存在,若发现过往的条约义务碍手碍脚时就宣布废除,若国际条约或国际组织限制其行动自由时便拒绝签署或加入,反过来却极力维护其针对任何它认为危险的国家进行入侵或发动战争的权利。

第三,被颠倒的极权主义。美式超级大国的发展态势远比那些早期帝国的更强劲,因为它结合了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发展态势。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欧洲诸帝国都和资本主义密切相关并很容易受其影响,不过那时的资本主义全然不能和二战后的资本主义同日而语。由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所代表的极权主义版本是通过压制自由主义的政治实践来强化权力,超级大国却代表一种朝向总体性的驱动,这种总体性来自自由主义和民主政体得到确立达两个世纪之久的环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美式超级大国,就是一种被颠倒过来的纳粹主义,或“颠倒的极权主义”。[25]当然,沃林也承认,虽然超级大国是一种渴望总体性的制度,但它是被成本效益而非统治意识、被物质而非理想所驱动,因此它可能不会重复纳粹式的苦役制度来剥削它的工人们。沃林将纯粹主义和“颠倒的极权主义”做了仔细的甄别。首先,前者把一个动员的政权强加给它的公民;后者竭力使它的公民非政治化,虚情假意地恭维以前的民主化经验。其次,前者力求给群众一种集体力量和信心的意识,即通过欢乐的力量;后者则促成一种弱小、集体无用的意识,这种意识登峰造极于民主信仰的受蚀、对政治的无动于衷和自我的私有化。再次,前者想要的是一个连续不断地得到动员的社会,毫无怨言地支持其主子并在被操纵的公民投票中满腔热情地投票“赞成”;后者的精英则想要一个政治上松散的社会,极其难得参加投票。在“颠倒的极权国家”中,一切看起来都那么与众不同,匪夷所思。小布什总统在9·11后的表现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作为一位民选总统,当美国遭受恐怖袭击后,小布什并未像一般民主国家的领袖们在战时所表现的那样,动员全体公民,鼓励他们的信心,劝勉每个人努力团结起来,警告他们即将到来的牺牲,相反他却默许甚至怂恿了一种恐惧和怀疑的社会氛围,结果是:“一种由政府控制的、带有色标的恐惧氛围和官方所赞许的消费享乐主义生活方式同时并存看来好像有些悖理,然而事实是,一位神经紧张的臣民业已取代了公民。”[26]

第四,被阉割的公民教育。美国的公民教育在20世纪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从世纪初按杜威观念将教育视为公民自我实现的潜在手段的乐观起点,到世纪末根据全国统一标准教化学生的无奈结局。公民教育已面目全非,它不再教育公民去主动成长,而是教育公民去被动接受。这一转变带来社会的是:“结果是惯于批评的独立的知识分子看来像是一个濒于灭绝的物种。鉴于纳粹党对于大众传媒的控制,在美国最为不详的事态发展就是持不同政见的呼声实际上已从新闻媒体中普遍消失。报纸以及无线电与电视台的所有权集中在相对少数人的手里已造成文化和见解的一种近乎同质性。媒体所有权集中的最终结果是把公民的想法装进一个相当于密封的圆屋顶之内。”[27]

第五,被无限驱动的扩张本能。美式超级大国的特长在于其无穷无尽的动力,只要有指望获得更多的报偿或更多的利润机会,它就会产生无穷的驱动力。在“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概念提出后,超级大国和全球化资本都声称拥有一个权力与财富可以无限增长的领域,而且没有任何已知的界限。于是,令人始料不及的一幕出现了:“超级大国,因吸收了技术革新和日益增加的生活力,当它在全世界竭力寻找在逃的恐怖主义分子、新的市场和新的能源时,它就难以接受所限定的范围。”显然,吉登斯也注意到了这一点:“美国的确已成为一个帝国,这是控制世界、攫取其他国家资源的一种形式,美国绝非一个为世界带来仁慈的国家。”[28]

任何一个全球性大国的崛起都会是一条漫长的探索之路,不可能毕一朝一夕之功而为之。内外环境影响,机遇挑战并存,每一个抉择都可能加速或延缓崛起的进程。沃林的国家观也许并未高屋建瓴指出超级大国的未来命运,并未深度诠解全球性大国的构成性要素,也未给晚近崛起的后发大国的兴起提供建设性意见,但是,他对超级大国发展轨迹的梳理,对美式超级大国的批判,对当代国家福利化、公司化和极权化的反思,鞭辟入里,引人深思。对于当下中国的大国梦,不知该走向何方也许不是个好事,但知道一定不走向何方一定不是坏事。警惕大国发展走上歧路,是沃林国家观的最大启示。

 

注释

①②④⑥~[12][15][17][20]~[27][美]谢尔登·沃林:《政治与构想》,辛亨复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第677~678、680、707、708、707、708、709、710、726、726、727、727、728、729、691、728、729、729、731、732页。

③庞金友:《国家为何不能超限:当代西方国家限度理论的逻辑进程》,《国外理论动态》,2015年第7期。

⑤[德]克劳斯·奥菲:《福利国家的矛盾》,郭忠华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页。

[13][美]史丹利·阿若诺威兹、[美]彼得·布拉提斯:《逝去的范式:反思国家理论》,李中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5页。

[14][美]彼得·D.希夫:《国家为什么会崩溃》,刘寅龙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188页。

[16][英]帕特里克·邓利维、[英]布伦登·奥利里:《国家理论:自由民主的政治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欧阳景根等译,2007年,第1~2页。

[18][美]德隆·阿西莫格鲁、[美]詹姆斯·A.罗宾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李增刚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第67页。

[19][美]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王晓毅译,2004年,第9页。

[28][英]吉登斯:《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郭忠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80页。

 

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来源日期:2015-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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