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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欧洲最早地进入近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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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朱孝远

今天要讲的一个专题,主要就是“为什么欧洲最早地进入近代社会”。实际上,到凤凰卫视来讲,也是讲一个凤凰涅磐的故事,因为在古代,或者在东西方都有一个关于凤凰的美丽的传说,就是说,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有一个关于“不死鸟”的神话故事,据说那就是凤凰,它在危急的时刻能够积极地从火中更新,而且那从火中更新的火凤凰,不仅是更加的艳丽,而且更加充满生机。所以我今天就把这个美丽的凤凰的传说,来比喻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再生。想说明1848年,那时欧洲有一场黑死病,那个充满危机的欧洲是如何通过发扬理性和科学,由中世纪转变为近代社会的。

 

所以哪怕是最谨慎的、最冷静、用最客观的目光来注视人类活动的历史学家,他们在面对全球现代化的进程中,都不禁要为一个历史现象动容,那就是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为什么是欧洲最早地成功地进入到近代社会。欧洲在其近代化过程中,所反映出来,为什么是欧洲最早地成功地进入到近代社会。欧洲在其近代化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那种复杂的变化,究竟又包含着什么具体的普遍的价值和意义,或者真理,可以为我们当今跨世纪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用的借鉴,今天就把我的一些想法向在座的同学们汇报。

 

当我们注视欧洲历史的时候,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历史对我们的反问,首先就有四个问题想不明白,第一个问题,就是唯有在欧洲,中世纪和近代才显示出如此巨大的反差。中世纪欧洲的风貌,无论从建筑上来说,有修道院,有教堂,还是从政治文化上来说,有地方割据,有私战,有私人执掌军权和司法权,还有从生活态度上来说,有悲观主义、禁欲主义、圣物崇拜,还有从各方面来说,雕塑、绘画、艺术,等等来看,都与近代的那些主权国家,民权至上,理性公益、国际贸易,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是特别明显的。

 

第二个疑问就是在欧洲有过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却不曾有过高度发展的繁荣昌盛的封建社会。整个中古欧洲,政治方面凭借的是领土与附庸之间私人的忠诚纽带,私战普遍,宗教耀眼,但知识分子主要是被排挤在仕途政权之外。社会是由业余的法官,行政官兼顾着,生产力极其低下,既没有正常的赋税,也没有常备军。所以西方的所有度量衡都要比中国的度量衡要大,就是不能以这种情况来算,我们的亩产多少,他们一定算不清楚,这怎么能养活他们呢。这就是因为他们的产量低。所以它的封建社会,像中国这样科举取士、县吏办案、主权国家,文化鼎盛,大唐盛世,这样一些都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在欧洲却没有,所以我们说中世纪欧洲没有一个比较发达的中世纪的社会。

 

第三个令人大惑不解的就是15、16世纪欧洲发展神速,非常之快,反差非常惊人,即使是一个短暂的时期,社会节奏变化也令人感到惊奇,比如1535年,整个英国的学术界,都在因为国王亨利八世处死了托马斯.莫尔,就是乌托邦的作者,感到悲愤。但是到了十六世纪的末期,英国人民又在敬佩莎士比亚,在迎创一个文艺复兴高潮的来临。到1558年,伊丽莎白女王一世继位的时候,国库完全空虚,但到了1588年,英国的舰队就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成为一个谁也无法忽视的欧洲强国。所以这样快速的变化,就使人感到这里面包含着多少的流血灾变,包含了多少的令英雄们长叹的业绩,又包含了多少的人类的曲折,也就说人类文明这朵妖艳的花呢,仍然要鲜艳开放,而火的凤凰就要在其中诞生。这是第三个问题。

 

第四个最令人惊奇的,就是唯独在欧洲,在向近代转变的时候有一个过渡期,出现过长达450年的过渡期,而其它的民族在时间上也许要稍晚于欧洲,却不曾有过这么长久的过渡时期。欧洲的过渡期,大致是起于1348年黑死病,以后的450年,到1800年以后才可以算是进入到了近代社会。所以,我们必须发问,这种现象从何而来,它的出现与欧洲最早转型之间有没有必然的联系?为什么中国在向近代社会过渡时,没有出现过这么长久的过渡期,这些问题就是我们开始,历史向我们的追问。

 

那么关于欧洲过渡的问题,学术界有过无数的探索,就当今,我们最感兴趣的有几种反思。这几种反思,就是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哪里,在朝哪个方向走,又能走多远。有三种研究,都是西方学的研究,特别引起我的注意,一种是德国学者叫富兰克,他写过一本书,最近印出来了,叫做《白银资本》他里面提出了一个观点,他就是发现,在14、15世纪,中国的生产力,商品传播的能力,远程贸易的程度,都比西方要好,然而,却没有向近代过渡。他还提出,在那个时候是东方,而不是西方,乃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世界体系的中心。

 

第二个研究是一个美国教授,叫做布朗热提出来的,布热那就提出一种农村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变化这样一个看法。他认为是一种阶级斗争,而不是一种生产的发展程度导致了中世纪的封建关系与农奴制的瓦解,尽管这种结构的变化,并不一定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兴起。还有一个研究,是英国的一个历史学家叫希尔顿,那么他呢,是把欧洲危机的原理应用于过渡领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理论可以说是算最彻底的一个。他提出,在黑死病以后,欧洲出现了一个封建主义的总危机,但是却没有全面地进入资本主义的明显迹象,因为后者,就是资本主义所需的一些必要条件,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成熟,至少是在英国,农民手中掌握了一些土地,却无力对农业进行投资,工业也是类似,装备上无多大改进,城市在衰弱。也就是说希尔顿拉开了一个距离,就是说封建主义已经衰落的时候,资本主义还刚刚在萌芽,还没有发展起来,那么这样一来,他就给我们一种反思。

 

所以这三个学者,他们的三项研究非常不同,但却有一个共同的地方,那就是认为欧洲在进入近代社会的时候,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远远不如人们估计的那么高。也就是说,欧洲是穷过渡,而不是富过渡。这样,他们就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在比较落后的欧洲能够最早过渡?这个问题的提出,使我们关于欧洲近代化的研究变得更加的困难。当然也就变得更加的富有挑战意义。

 

了解了外国学者研究后,我们也要反思我们自己的工作,我发现有许多方面也许我们要做些调整。一个方面就是关于我们用封建主义,或者资本主义这样一种主义,非此即彼的主义,来衡量450年的过渡期的事物,这种做法是否对。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非此及彼,要么就是资本,要么就是近代,要么就是封建,来衡量过 渡期的事情,显得有点勉强。第二个要反思的是,我们在评价这个事物的时候,过渡期的事物的时候,常常显得很矛盾,当我们强调市民阶级和君主结盟的时候,我们就把那些君主说成是资产阶级化了的君主,我们就说那些思想家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就说宗教改革家是资产阶级的宗教改革家。等到我们讲到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法国大革命的时候,被我们刚刚赞美过的那些人,就成了封建阶级的总代表,带有严重局限的,保守的知识分子或者我们就说他们是革命的对象。所以在这样一个矛盾现象,使得我们觉得,我们做工作有所反思。

 

我们要反思的第三点,就是我们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太注意一些被动因素,我们中国对欧洲资本主义的近代社会的兴起,常常主要是调查有多少工厂,也就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而不是放在革命的一些主动因素,也就是人的问题,社会结构的问题,力量对比的问题。那么第四个要值得注意的,就是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常常现在标准是越来越高了,我们过去说近代社会产生于14世纪,后来又是15世纪,后来又是16世纪,后来又说18世纪之前没有近代社会,后来又说19世纪。所以这样一个近代社会的标准越来越变化,也就使得我们研究当中需要有个说法。在这里的问题,实际上不是历史错了,而是我们研究的尺度也许有问题,因为历史它已经过去,不是它的错。所以这里面大概需要有一种新的理论框架来说明过渡期的问题。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谈过渡期的理论。因为我这个着手是从过渡期的理论分析起的。首先我就发现,有过渡期的过渡,和没有过渡期的过渡,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过渡。有过渡期的过渡,就是说,有个过渡时期,这种现象在欧洲不仅发生过一次,还发生过两次,比如说476年,西罗马帝国崩溃以后,它并没有马上进入封建社会,它有一段很长的,几百年的过渡时期,过去西方教课书里说是黑暗时期,后来我们觉得黑暗不妥,我们说它是封建主义的兴起时期,也是几百年。好了没多久,到了黑死病,1348年,又有450年的过渡期,这样一个过渡时期的反复出现,就说明它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它是有这么一种类型,叫做“有过渡期的过渡”。那么,相比于“没有过渡期的过渡”,比如说中国的过渡,或者也有很短暂的过渡期,没有很长的过渡期的过渡,应该说它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区分一下这两种不同类型的过渡方式,加以明辨也许是有好处的,我的研究工作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那么这样一来,就要探讨为什么会产生过渡期,为什么有的地方没有过渡期。那 么,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要进入我们的一个探讨,欧洲是在什么样一个背景情况下过渡的。按照我的说法,欧洲过渡的背景就是封建主义结构危机。封建主义的结构危机,可以从三个层面上来看,第一个层面就是表面上看,表面上看就是一片混乱,黑死病,欧洲死了五分之二以上的人口,制度紊乱、人民饥饿、战争不停,这就是表面现象。然后你透过表面现象来看,你发现,这不仅仅是表面的,它还是结构的。所谓结构的,是因为它有四个方面,说明它是一种结构的危机,而不是表面的危机。第一个特点呢,这种过渡,这种危机,它不是局部的,而是普遍的,不仅产生在政治领域,宗教领域、文化领域、思想领域,我们看,宗教领域出现宗教改革,文化领域出现文艺复兴,政治领域出现新君主制,中央集权化等等,所以这不是局部的。所以就危机的非普遍性,说明它是一种结构危机。第二个情况,就是这个危机非困境,它是非复原性的,就像一个人生病一样,假如你生了病,看了医生,你病好了,恢复到原状,那就是困境,但是,欧洲的这种危机它没有办法再恢复到原状。一旦出了毛病,就变成另一个东西。所以,它不是困境,它是非复原性的,所以是结构危机。第三个特点,就是它呢,是严重地损害了封建主义的一些基本的原则,也就是封建主义,封建结构它是有一些基本的原则,比如领主政治,比如附庸政治,比如农奴制,比如庄园制,比如地方主义,这么一些情况,但是在危机到来以后,为了生存,所有这些基本的欧洲类型的封建主义的基本的核心,都加以了改变。你像采邑制度就变成了雇佣军制度,你看农奴制度就出现了租佃农制度,地方割据就变成了中央集权化,所以它是非复原性的,它是以损害欧洲类型的核心原则为代价的,所以它是结构危机。

 

第四个点上来看,我们还可以看到这种危机和文明整合有关,西方的文明发展起来,经常非此及彼,走极端,走错了很大一段路,再绕回来。像这样一种情况,我们看,这四个特点,可以说明它是一种结构危机,而不是一种局部危机。

 

我们再从第三个层面来看,我们说,为什么它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呢?这就是涉及到,我们必须认识到欧洲的封建制度,欧洲的中世纪建制,它具有很大的缺陷,我认为很成问题。这里面大概有十方面的缺点。第一个缺点,欧洲的封建主义它的建制是在罗马帝国崩溃,蛮族入侵的情况下产生的。罗马帝国的崩溃和蛮族的入侵,都带来了生产力的严重的摧毁。所以它起点很坏,它是在严重破坏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封建主义。为什么是欧洲最早地成功地进入到近代社会。欧洲在其近代化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第二个缺点,就是欧洲的封建主义有军事性,有个人叫查理·马忒,他搞了采邑制的改革,就是无条件地把一块土地分给你,变成有条件地分封,也就是说,你为我打仗,我给你土地,所以,我们想到,欧洲的封建制度,农奴制度为什么不准农奴随便结婚,随便流动,就是因为它带有军事性质,什么东西都带有军事性质,成为常规的制度,它是比较奇怪的。所以欧洲,我们经常想,农奴制度为什么不能身份流动,这样不是限制了农奴劳动的积极性吗?主要它从军事上考虑的,所以这也是导致了它的落后。第三个问题,就是黑格尔所说,有三种反动,他说,黑格尔在他《历史哲学》里面说过、欧洲的中世纪体制的三种反动。第一种就是地方主义对于国家主权的反动。地方主义,分散割据,国家主权就没有了。第二种反动叫做民族、部落对帝国的反动。所以除了查理曼时期建立过一个大帝国以后,基本上没有帝国。都是一些部落,我是士瓦本人,法兰克尼亚人,盎格鲁·萨克逊人,这样国家就不清楚了。第三个情况,他就是说,是宗教势力对于世俗世界的反动。

 

假如我们再从与中国的比较来看,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发现更多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权利和资本没有很好地结合起来,我们中国的封建时代的中央皇权它是紧密地建立在主流经济上的,一个就是建立在农业上,收税制度,工商业,所以有主流经济。但是西方资本在城里,政权是在农村,就是贵族的城堡里,那么这样一来,他所有的收成被领主,地方领主瓜分,没有办法建立起来,维护一个国家的政权。第二个情况,知识分子他和世俗政权是相分离的,知识分子在修道院里,或者在一些教会的制度里,但是政权是由业余的法官,业余的行政官,也就是一些武人、骑士来掌管着。就是第二个缺点了。第三个缺点呢,我们说他不具备一种公共利益,你比如司法、救济、教育、生产,这些职能国家管得比较少,所以政权的私家性质比较严重,我们经常奇怪,为什么像神判法,也就是说一个人法律判不下去,把你扔到河里,浮上来还是浮下去,或者把你的手煎一下,如果起泡,那么就是证明,手好了就是没罪,手坏了就是有罪。为什么神判法,或者中世纪的陪审团制度这么流行?我想了半天,我觉得这不是什么中世纪的民族,或者是日尔曼的习俗,主要是个没钱的问题,比如说那个审判,一定要有钱才能审判,你看武大郎,他被杀死,又不是武松付的钱,是一个中国的县吏,因为出了人命案子,怎么也要查,所以中国有这么多包青天,有这么多县官,他一定要查,国家花钱,西方没有这笔钱,那你怎么查,就瞎判,就是说,好,我们没钱就来一个神判法,我们来个陪审团,主要是没钱的问题。

 

还有个问题,就是他缺乏文化上的凝聚力。中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等,这样一个,它具有一种文化上的凝聚力,西方没有,西方比较分散。所以我们看,我们中国的城市,就是文化的中心,政治的中心,也是工商业的中心,西方“三权分立”,政治是在农村,资本是在城市,知识分子又在修道院里,所以和我们很不一样,所以从这么一种情况来看,西方有一系列的缺点,这种情况就导致了他们用等级制度,用军事解决问题的手段,缺乏政治性的统治,这样的制度当然就会因为它的不完善性而走向崩溃,所以,我们说,我们不仅不惊奇这样的制度会过早地走向毁灭,而且我们还相当惊奇,为什么他们延续这么长。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我们觉得,欧洲出现过渡期的真正现象是出现了制度上的空白,而出现政治上的空白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建制不太好,自我崩溃。

 

那么我们简单地说了这么一点,我们就要讲一讲,为什么你这么分析了一下,你好象就说明了最早过渡的原因呢?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对过渡期,有了充分理解以后,我们就是讲明了为什么欧洲最早过渡。我们的第一项发现,就涉及到过渡期的原理的解释,因为我们发现,欧洲的过渡,是在一个危机状况下产生的,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破了产的工厂,你要把一个破了产的工厂关闭,那么人们对这种关闭是采取赞赏态度。另外,资本家也是主动地和王权结盟,而且他是带着资本来的,所以这两项使得欧洲对近代的接受也比较容易,所以,为什么最早过渡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欧洲无论是抛弃封建主义,还是进入近代社会,都是世界范围内阻力最小的一个地区。只有从这样一个情况来看,他最早进入近代社会才是可能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发现,欧洲的封建主义主要是体制上的落后而自我崩溃的,原因是它是一个结构粗糙的,军事性质的,不那么完善的一种封建制度,所以资本主义的兴起,对于封建制度的瓦解,肯定是起瓦解作用的,但是主因还是从内因去寻找,否则我们就会犯了时序颠倒的困难。

 

第三,我们发现,我们对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概念进行了认真研究,提出早期革命是反封建,取代体制,从而与资产阶级革命有所区别。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主要是反专制,用民权代替君权。这样我们就得出了一些新的解释。我们得出,英国革命,法国革命都是近代革命的论点。

 

第四,我们还对一些历史现象进行了新的解释,我们发现文艺复兴主要是一场政治运动,其核心和重点是提出了振兴欧洲的理论纲领,我们还发现,请教理性,和人文理性是不同的,早期革命和近代革命是不同的,反封建和反专制是不同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不是保守的等等。那么这些观点是否正确,希望由同学们,学者们加以指正。

 

那么,我想本来还有很多点可以讲,但是由于时间关系,我就讲到这里,请大家有问题,我们再随时解答。

 

主持人:在现场观众向您提问题之前,我先给您说说网友的提问。这位网友,叫 做“只喝北冰洋汽水”,他说,您说过,古代欧洲是因为军事原因才限制农民流动,但中国大城市,尤其是北京,到今天为止还限制农民进城,动辄以没有荒唐的暂住证为由,随意抓捕拘留关押农民,这也是因为军事原因吗?还是因为中国社会管理还带有浓烈的封建色彩,在社会管理上,您认为中国还有多久才能进入您说的近代社会?

 

朱孝远:这个问题提得相当的富有挑战意义。但是我想,一切都是要靠我们来把握,历史学家有一个非常积极的态度,他是相信历史是永远发展的,那么无论在东方、西方,实际上地球是圆的,哪有东西方之分,所以历史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我们也相信,我们总是,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只要我们大家携起手来,一定能够托起明天的太阳。

 

主持人:这是您的全部回答?不涉及具体的内容了?

 

朱孝远:因为问题很多吗,我们再继续看还有没有其它问题。

 

主持人:下一个问题,这个网友叫做“英国疯牛病”,他说朱教授,我很崇敬您,但据说您有一次给大一学生办讲座,竟说过这样一番话,下面是您说的话,用身体去读书得到的是知识,用头脑去读书得到的是理性,用心灵去读书得到的是体悟和感受。下面又是这位网友,“英国疯牛病”的话了,他说,如果不说这是您说的,我还以为 是汪国真的诗呢?我以为中国有汪国真这种人,现代化在中国兴起是没多大希望了,您千万别跟他学,以免耽误现代化进程。

 

朱孝远:很好,说得很好,这个话,“疯牛病”的病友一定是北大学生,把我的话说过,一定是北大的学生,所以我们肯定是在校园里见过。

 

主持人:是“北大疯牛病”。

 

朱孝远:不能这么说吧。所以我觉得,我们实际上人总是,这是我一个阶段的想法,实际上我们现在又有所提高,我们现在每天都可以想到一些新的不同的内容,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人,实际上还是一个,我主张积极的生活态度,所以人有这么四种动力,有的人是为理想产生动力,有的人是为信仰产生动力,有的人是为功利产生动力,还有些人是为生存产生动力,我更倾向于用理想产生动力,所以,我现在觉得,我们真是要对自己进行反思,也要觉得,只要能活着,就一定会走向更好,这是我的祝愿。

 

主持人:还像是广告词。而且汪国真好象也说过要以理想为动力。

 

朱孝远:是吗?因为如果历史学家成为悲观主义者,那肯定是不对的,我们总是相信有一种历史进步论,今后会更好。

 

主持人:今后会更好,托起明天的太阳。

 

观 众:您刚才说了,从黑暗时代,就是说欧洲从奴隶制度过渡到封建制度,经历了一个过渡期,而且从1350年到1800年也经历了一个过渡期,但是为什么欧洲过渡到封建社会产生的一个制度是那么粗糙,但是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制度是高度完善的呢?谢谢。

 

朱孝远:这个是不太一样,你比如罗马帝国由于它的很多问题,它导致了自己的自我崩溃,实际上,蛮族,照经典作家的说法,注入欧洲的是它的野蛮性,它还不是像后来的资本家那样,不仅是政治上成熟,而且还注入了资本,所以它不是带来了很大的现成的生产力,反而是破坏了生产力,所以这个起点和,后一个过渡的起点和前一个过渡的起点是不一样的,前一个几乎,当然历史要往前追溯一千年,那个时候人几乎是被动的,无可奈何的,所以我们后一个却是主动的,积极的,所以我这里再一次强调,那个人的心态,人的精神,在某种情况下确实起很大的作用,一个是积极的,一个是消极的,所以是不太一样。

 

观 众:朱教授您好,我想请教你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说欧洲的封建制度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缺少文化上的凝聚力,但是现在不少学者都这样认为,在中世纪的时候有两条发展线索,一条就是民族国家的产生和发展;另一条就是欧洲认同感的孕育,正是因为这种欧洲的认同感,所以才有了今天欧盟的产生和发展,然后我就想问您,您觉得这种欧洲的认同感是不是在中世纪孕育和产生的?

 

朱孝远:很好,你这个问题提的相当的深刻,也许超出我的能力来回答,但是总的我可以把你的问题,所有的并在一起,就是到底是分还是合?中世纪的欧洲实际上也是以分为主的,所以欧洲一直没有统一起来,一直没有我们中国所有的那种民族凝聚力,它虽然有基督教的那个教义,好象是一个松散的基督教文明,但它没有统一,所以真正说欧洲一体化的运动,我们现在用的一本教材《欧洲史》呢,是1992年编的,有14位欧洲的历史学家编的。他们就要克服一个做法,就是以往的历史书,都是强调民族性,强调了冲突,而不强调统一,事实就是这样。那么中国情况有所不一样,中国的文化是自然的向周边地区流动的,也没有像人为的,比如说人为的流动,所以这里面你的问题实际上提出一个更加深刻的问题,就是文化的互补的问题,所以究竟是强调文明冲突论呢,斗来斗去或者比大小,是东方文明好还是西方文明好?我们有三个优点,你有四个优点,还是优秀的文明是在共同的吸收自己的优点上面共同创建新文化,实际上这使我想到东西方文明,很有互补的地方,西方文化里面强调抽象思维,逻辑思维,强调深度、精度,东方文化里呢,强调文化思维、形象思维、强调广度、经验,具体;西方文化是分析型的,东方文化是综合型的;西方文化是断裂性的发展,快而不稳定,东方文化是渐进性的发展;西方文化是智者的文化,总是比智慧,结果征服世界,东方文化是仁者的文化;西方文化强调一种个人性,东方文化里面有一种集体性。所以文化之间的这些关系怎么处理,怎么来进行互补,我觉得,以及这样互补会产生什么后果,所以我相信,这些都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所以我以后的课题要做一个叫“西方学——西方文化的结构与张力”,以便系统的来考察国民性、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文化传统,这么一些相当富有挑战意义的问题。

 

观 众:您刚刚讲了东西文化可以互补,但是东西方人的思维惯性,都不是那么容易互相渗透的,这个就有个问题,就是说,欧洲这么早的进入近代社会,而中国的封建社会却延续了这么久,这当中是不是跟中国人、跟西方人的这种思维,一种横向跟纵向上的思维方式有关,也就是说中国在那个时候为什么不能尽快地进入那种破产工厂的角色,希望您就这个问题解答一下。

 

朱孝远:对,我刚才就是过多的强调了西方的那个腐败的一面。比如有十大缺点,封建制度容易崩溃,实际上它还有其他一些优点。你比如说,经典作家就说过,中世纪的西方有一种民主政治,因为它这个民主政治是不自由的民主政治,所以呢,因为它不是一种纵向的集团,而是一种等级集团,等级集团它说,骑士就是打仗的,农民就是种田的,贵族就是打仗的,僧侣是祈祷的,它是一个个等级,所以它这个里面有一种就是独立发展的这样一种趋势,多元化的趋势,而中国不是横向的等级,中国是纵向的,中国也有等级制,它是纵向的,从力量对比来看,中国的封建势力比较强大,而进步力量要在里面成长起来。也比较困难,所以导致中国东西方封建社会不同的后果。但是从思维方式来说,我觉得也有各自的特点,这个特点我觉得还是两种类型的特点,东方人的一些思维方式,西方人不具备,西方人的一些思维方式东方人也不具备,这里面正好扬长避短。实际上美国人和德国人也是不一样的,比方说德国总是出一流作家的作品,它把二流、三流、四流作家的作品都消灭在摇篮之中,结果却出不了超一流作家,而美国就是出一流作家的作品,也出二流、三流、十流作家的作品,所以他不仅培养一流作家,也培养一流作家的肥料,它能够出超一流的作家,所以我们刚才举到,德国和俄国反思的不同,东欧的那些国家的人的不同,所以我们的关照范围一定要大,在很大的关照范围来思想问题,我们就觉得一个人的一生实际上是特别重要的。

 

观 众:朱先生我想请问一下,您认为现在中国到底处在什么阶段,是在近代社会,还是处在封建社会向近代的过渡,还是已经完成了这个过渡,而进入了现代社会?谢谢。

 

朱孝远:中国现代社会相当地关键,这个时候从文化的角度来看,现在中国的文化发展就到了拼底蕴和文化与经济同步发展的关键时刻。从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中国也是奔那个现代化,但是中国又是发展中国家,所以,我们现在,从我回到北大来的几年里,我觉得中国人的心态变化之快,完全出乎我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的想象,刚回来的时候,非常谈政治,一回来就谈效益,我一到南方去,人家说你效益如何,我说效益极差,效益极差你还行啊?过一会儿人家不谈效益了,人家就谈社会了,再过一会儿就谈文化了,说你在看什么书,你在写什么书啊?到了现在,他要谈30%的文化,20%的社会,10%的经济,百分之多少的政治,所以中国的天下之大,但是在几年中间,人之心态变化如此之快,说明中国发展的速度真的令人震惊,所以我感到中国现在发展得非常之快,然后我们有的时候研究历史的,老也赶不上发展的速度,这么一个情况。

 

主持人:好,接下来看一看来自凤凰网站的问题。下面这位网友叫“哭泣的美人鱼”,他说,我看过一篇北大哲学系陈来教授写的文章,他说中国文化传统并不必然与现代政经制度,政治经济制度相冲突,这是陈来教授的话,陈来教授还说,战后东亚儒家文化圈的高速现代化和九十年代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证明了中国文化完全有能力在开放的文化空间中实现现代化,但我的看法是,这个“哭泣的美人鱼”的看法是,儒家文化绝不可能是现代化的催化剂和推进剂,反而总是起着制动作用,如果把现代意识比作发动机,儒家文化不过是刹车片,一个是进步,一个是反动,我估计您一定会同意我的意见,而反对陈教授。

 

朱孝远:没有啊,我和陈来先生……

 

主持人:是一伙的?

 

朱孝远:应该是一伙的,因为他研究的是朱熹,而我又是朱熹的后代,所以我对他不仅是特别的崇拜,而且我觉得他为我们的祖宗而研究,我觉得特别好。这个我不谈了,但是这里面的问题不在于这么来谈,我们觉得这里面涉及到两个问题,实际上是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新儒学的问题,新儒学的问题,实际上是在西方,像杜为名教授,他们的西方学,实际上,为什么在西方现代的文化里面会对中国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又是什么呢?我觉得他们感兴趣的一些兴奋点,我们要知道,一个他们感兴趣的是老子,甚至感兴趣的是禅宗,也就是中国的文化底蕴里面,有一种叫“大音息声”,也就是陶渊明所说的“舞弄无弦之琴以寄其意”,中国最好听的音乐是听不见的,最好吃的食物是吃不见的,那个很玄的东西,过去西方人不注意,现在注意到了,这是非常好的东西。另外,他们还对我们的孝道,西方父母代沟之间,经常有激烈地斗争,看到中国的年纪很大的先生,老先生,老太太,在家里这么有权威,他们羡慕得实在不得了,所以他们也注重中国的伦理,所以我们说他们是高科技,他们高情感。然后,我们还注意到,他们对我们中国发展的延续性的发展,很感兴趣,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文化的互补,一种客观事实,我觉得,我们不要做比较,什么东方啊,西方啊,我们应该整合起来来看,以便创造现代的新文明。

 

观 众:您刚才谈的过渡期一共有三个阶段,那么在这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几件大事的发生,那么这里头涉及到文化,涉及到意识形态,涉及到政治制度,宗教的改革等等,那么对于其中,经济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因为您说过渡期的产生是由于经济大崩溃以后,经济完全毁坏了,然后才有的过渡期,在这个过渡期内经济它是怎么样恢复的?谢谢。

 

朱孝远:首先,经济因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然后,正是在早期革命以后,也就是16世纪以后,欧洲的发展是迅速的,有这么一些制度上的保证,一个就是产权明确了,过去封建财产的产权关系是不明确的,这块土地农民说是我的,领主说是他的。所以土地不买卖,产权明确,第二个情况,就是农奴的兴趣,农奴都废除了,自由农民的兴趣提高了,他们对农业的投资,对工业的投资增加了。第三是分工开始了,第四市场是规模经济生产了,第五叫做原工业化,就是工商业者,他们现在就是搞了prot-industrialization(原工业化),还有商业革命,所以,这么一些因素,还有就是新航路的开辟,那么为什么要有圈地运动呢?主要就是尼龙的问题,养羊,养羊可以好,养羊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也挺残酷的,把农民的地都圈起来,不让他们种粮食,以便追求效益,这就是因为资本的生产它是以追逐利润为起点的,它不管你是种粮食还是养羊,谁能赚钱就干什么,所以这里还有,有些农民生活还是倒退了,但是从总的来看,他的发展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所以这样一个大规模的旋转,经济结构大旋转,是和社会结构大旋转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在今天的谈话里面,我主要突出了人的主动因素的分析,而对被动因素的分析是分析得比较少。

 

主持人:好,在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之前,我最后难为您一下。我希望您能用一句话告诉我们大家,欧洲为什么最早进入了近代社会,只能用一句话。

 

朱孝远:我觉得,就是在世界范围来看,它过渡的阻力最小,而这个阻力最小,使得欧洲最早进入了近代社会。

 

来源:知政堂

来源日期:2015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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