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夭折的西化——20世纪中国的性文化(第38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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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 / 作者: 
潘绥铭

5月25日晚,中国人民大学潘绥铭教授应邀做客西方文明大系第38讲,为我校本科生做了题为“夭折的西化——20世纪中国的性文化”的讲座。讲座由我校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丛日云教授主持。

 

 

潘绥铭教授从“性”这一话语在中国的传播入手开始了本场讲座。中国人只有“色”和“情”的概念,没有“性”这个概念。“性”这个概念是近代中国人借鉴日本人对西文的翻译而引进的。五四运动时期,中国人开始了继明末清初第一次性革命后的又一次性革命,这次革命给中国的性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这体现为:普及了“性”这个话语;引进了西方的情爱话语;提出了同性恋这个话语;引进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性风尚。潘教授接着比较了中西性文化的差异:中国将性看成是一种义务和关系,不注重个人的享乐,强调性的生殖目的,主张情爱和性爱的分离;西方看待性时注重个人感受和性享乐,主张情爱和性爱的合一。性文化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中西历史背景的不同。接下来,潘教授阐述了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性文化。新中国实行“专偶制”,即只允许有一个性伴侣;相对彻底地消除了娼妓现象;扫除了会道门等实行“肉体禁欲主义”的宗教组织。这些措施对性文化造成了重要影响:严谨的性观念成为一种道德优越性,并且与政治合法性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在阶级斗争的大背景下,性受到压抑;个人的自我观念被消灭。这一时期性文化的集中体现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彻底的精神禁欲主义。潘教授指出,这一时期中国仍然受到五四运动时期传入的西方性文化的影响。这一时期将五四时期关于性关系的理想(如严格意义上的一夫一妻制)变成现实。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了新的性革命。这一时期,性革命的主要表现是性的“唯生殖论”破产。性不再是为了生殖,而是为了个人的快乐。这次性革命也造成了一些社会后果:避孕流产合法化;妇女开始从家庭事务中解放;妇女的青春期和更年期都提前;性变态得到重新解释等。潘教授还反思了这次性革命出现的原因,首先是政治大环境发生了变化,公权力逐渐退出私人领域,个人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其次是离婚的合法化冲击了“婚姻神圣”的观念;再次是独生子女政策冲击了唯生殖论,性的“快乐主义”出现。另外,国际因素如新的性观念的传播也是重要原因。

 

 

潘教授在介绍了五四时期、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三个时期中国性文化的变迁后,指出中国性文化的变迁主要是由中国人自己推动的。中国的性革命并不是全盘西化的过程。潘教授还比较了中国和美国性革命的不同,认为美国的性革命与政治变革携手并进,性革命引发了民权运动,而中国的性革命并没有导致政治上的变革;美国人已经将性和婚姻分离开来,而中国人却还没有做到这一点。

讲座最后,同学们提出问题,潘教授一一回答。潘教授在回答时指出,同性恋和异性恋都是一种性关系,没有价值上的优劣,应该尊重个人的权利;不能用西方的理论来生硬地解释中国的现实;性作为一种权利是每一个公民应该认真对待的。    丛日云教授性与文明的角度对潘绥铭教授的讲座进行了点评。他指出西方文明的精神体现在西方社会各个领域,从性文化这个角度去理解西方文明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潘教授所阐述的独特的性观念对同学们固有的观念提出了挑战,但作为一个现代成年人,同学们须面对这种挑战而不是回避它。不论接受何种性观念,都须充分掌握相关知识,这样的选择才是成熟的,而不是盲目的。

潘绥铭教授幽默睿智,激情洋溢。他的讲座中不仅有深入的理论阐释,还有扎实的实证分析,令人信服。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