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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人文?教育———孟建伟教授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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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芳,孟维杰

     [编者按]这个时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大学精神实质是什么?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关系该作如何理解?“三型”校园的文化建设与大学精神之间存在怎样关联?其实,这些问题不但是学界一直关注和探讨的话题,而且对这些命题的讨论所产生的广泛影响,也日渐渗入公众的日常生活和大众传媒。厘清这些命题之间的逻辑线索,实现对大学文化与教育的真正解读,逐步提升学生的科学与人文的双重素养,已经成为理解当代大学命运走向的前提条件。中国科学院博士生导师孟建伟教授作为20 世纪90 年以来学术界关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讨论参与者之一,作为近年来在教育领域日渐引起关注的学者,已经应邀为全国几十所高等学府、全国优秀大学生夏令营、大学校长党委书记班等做过200 余场专题讲座,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编辑部有幸邀请孟建伟教授做客编辑部,与黑龙江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李芳教授、孟维杰副教授针对前述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度访谈与对话。

    孟维杰:孟教授,首先,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访谈。从您的学术历程来看,您曾经关注的是科学哲学,后来又研究科学文化哲学,现在开始关注教育,促使您学术思想发生改变的原动力是什么?您为什么会关注教育?

    孟建伟:我开始关注科学哲学,对西方的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但后来我发现没有自己的东西,只是在介绍别人的东西。我大学时学的是数学,在数学中,如果只介绍别人的数学理念和思想是毫无意义的,必须要提出自己原创性的东西。20 世纪90 年代对人文精神问题的思考把我的内心世界激活了。我将这个问题引入了科学哲学,开始探讨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以及科学和人文的关系问题。后来,我将我的研究和探讨称为“科学文化哲学”,并提出了一系列自己的观点,引起讨论,也引起一些争议。总的说来,我将科学哲学变得更具有文化色彩,更加人性化和人文化了。我认为,我的“科学文化哲学”不是抽象而空洞的,而是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它不仅蕴涵着一种新的科学观,而且还蕴涵着一种新的文化观和新的教育观。这样一来,我将科学哲学、文化哲学和教育哲学三者打通了,并使之紧密地联系起来。于是,我开始关注教育,在《教育研究》、《人民教育》和《中国大学教学》等刊物发了不少论文。我认为,哲学应当关注现实,关注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应当解决重大的现实问题,而教育问题直接同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息息相关,是人类最重大的现实问题之一。因此,哲学应当关注教育。事实上,哲学与教育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哲学中最深刻的问题也往往就是教育学中最深刻的问题,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往往就是哲学家。

    孟维杰: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物质水平的发达,吃的用的越来越精致,但人们的精神水平并未见提高。当前随着物质水平的提高,幸福却成为我们遥不可及和很奢望的东西。您认为这根本原因是什么?是缺乏人文精神还是缺乏一种精神追求?

    孟建伟:我们的幸福感往往是通过同过去的比较而得来的。如果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一直停留在一个层面,幸福感往往是难以得到的。20 世纪80 年代我们为什么有幸福感?因为文革之后,百废待兴,所有人都有解放的感觉,人们朝气蓬勃,奋发向上。那时虽然物质生活匮乏,但同以前比较还是大踏步前进了,所以,那个时候非常容易得到一种幸福感。在当时的背景下,整个社会的状态是积极向上,奋进的。个人自我实现的价值得到了尊重,理想被点燃了,人们的奋斗精神被激发起来了,人们在对自己人生理想的追求中往往会有一种强烈的幸福感。对于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是当代学生来说,为什么感觉不到那种幸福感?原因其一,在物质生活方面,虽然也有很大改善,但他们感觉不到我们那个时代的人能感觉到的大进步。其二,今天学生们在精神上和文化上的追求,同以前比起来淡了很多。人们往往怀有非常强烈的功利心态,但在精神文化层面比较空虚。这样一来,一方面,物质生活没有感受到很大提高,没有满足感;另一方面,精神生活也没有太大追求,也没有提高,又没有满足感。于是,幸福感就少了。另外,现在很多人有一种焦虑感。他们不像我们当年只要考上大学就有工作分配。现在是开放的时代、自由的时代、竞争的时代。越自由,人反而越不容易选择,竞争也越加激烈,这就进一步影响幸福感的获得。无疑,幸福当然同物质生活的状况密切相关,更同精神生活的状况密切相关,因而同是否具有人文精神密切相关,同是否有精神追求密切相关。李芳:不止在中国是这样,在发达国家也是这样。目前大学生在学校学习,他想到的不只是读书,可能会受到社会上各方面因素的诱惑,那么,在大学里如何把我们的教育、专业学习和我们所倡导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如何把理想主义和功利主义结合在一起,使我们的大学文化有一种更高的境界?从理想主义角度来看,教师应该用灵魂去教,学生用灵魂去学,灵魂对话,但实际上,这在现实中很难达到。

    孟建伟:我觉得,我们的教育成为了一种工具,比如填鸭式的教学,进行机械的灌输,这是我们教育中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这样的教育方式对人不一定会有好处,最后也不一定会在功利上取得成功。在这样的功利主义导向下,学生的人格容易发展得不健全。你觉得学生学到了很多东西,但出去后未必能有效地运用,而且,不少人往往只会读书,不会做人。我认为,功利主义和理想主义应当有机结合到一起。我们要培养完整的人,人不仅是工具,更是目的,因此,不仅要培养有用的人,更要培养幸福的人。什么叫以人为本?关键看学生究竟能否真正得到幸福,这才是教育最高的价值标准。理想主义和功利主义并不矛盾。一方面,教授他们专业技术技能,使他们能在社会中立足谋生;另一方面,更给他们一种人生观、理想境界以及幸福感,这就是将工具性的人和文化性的人有机地结合起来了。这样合的好处是到最后,不仅能使学生更好地立足于社会,更能使自己得到幸福。当一个人有了追求以后,他可能更加有动力去学习。我们要把心灵的教育和头脑的教育结合起来。但我们今天的教育所存在的问题是,仅仅只是头脑教育,没有去触及灵魂。现在我们在总结改革开放30 年教育的经验,研究七七、七八级学生为什么会成长这么快。我认为,一个重要的经验是,他们将知识和命运结合起来了。他们非常清楚所学的知识应该怎么运用,他们的理想非常高,在进入大学后,完全将生命投入到学习中。他们将学习与生活、与文化、与生命联系得很紧密,于是,他们后来有很多成功者。在很多情况下,传授的所谓有用的东西很可能是虚假的、虚幻的。而同灵魂相结合的教育却把理想主义和功利主义结合得很好,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有些人把就业当作自己的最高理想,而有些人则一定要有所成就,永不满足。这些人的动力便是理想,是理想促使他们走向成功。人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虽然也许会很艰苦,但却是非常值得的。

    孟维杰:在您谈话的过程中,您提及最多的是四种教育:生命教育、幸福教育、心灵教育、头脑教育。在我看来,生命教育是一种触及灵魂的教育,幸福教育是一种触及情感的教育,心灵教育是一种触及心理的教育,头脑教育是一种知识上、外在身体上的教育。您认为当前教育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当心灵的幸福和常规的现实发生矛盾和冲突时,应该作出怎样的选择?

    孟建伟:人们的理想和现实往往是两回事,但我认为这两者是可以贯穿起来的。我的理解是,幸福教育确实应该是教育理念中最高的东西。但幸福教育不能是空洞的,整天对幸福这个问题坐而论道是不可能得到幸福的。所谓幸福教育,实际上就是把幸福当作教育中的一个最终价值,当作一种方法论。幸福教育可以看作一种教育模式。人们往往从技术层面来理解教育,我们能不能把这些技术层面的东西和人的内心世界联系起来,即认识论和本体论结合起来呢?现在很多的教育把人当做一个白板,但人是有血有肉的,他有对事物和思想的追求与渴望,有生命的理想。我们应该对这样的人进行教育,把外部世界的发现和内心世界的发现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科学家在发现客观世界的时候,我们一般人难以理解,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幸福感呢?事实上,他们在研究客观世界的时候却完完全全地将自己的生命融进去了,他们就在探索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创造着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从而得到一种莫大的幸福感。我们所有的教育,所有的学习的意义在哪里,如何给人带来幸福,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在这里,幸福不是一种抽象的理念,而是一种在教育的任何环节中都可以体现和发现的东西。如果我们的教育能够真正帮助学生找出他们生命中的敏感点,培育完整而丰满的人性,培养理想、兴趣、激情、想象力和创造力,那么,这些学生就会用生命去学习,并用生命去体验幸福。

    李芳: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要想达到您谈到的幸福教育,我们教育工作者首先要达到一种境界,去影响和感染学生。但是,实现这一目标却任重而道远。那么,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教师该怎么办?

    孟建伟:幸福并不是一个由理论构建而成的东西,它与一个人的生命体验有着很强的联系。什么是幸福?从书本上抽象地教授学生如何获得幸福,这是没用的,但如果教育工作者自身身上洋溢着一种生命的力量,有一种无限的幸福感,那么,学生也会感受到生命的力量,也会感受到一种无限的幸福感。如果教师本身在工作中没有触及自我的灵魂,或者是在工作中没有体会到幸福感,那是不可能引导学生去获取幸福感的。因此,在教师的教育过程中,教师自身本体是非常重要的。人的一生应当怎样渡过,怎样去追求幸福,这些问题对老师和学生来讲都是十分重要的。我认为,我们的教育既要关注传统的教育理念,又要关注新的教育理念和真实的生活体验,这样才有利于教师和学生在教育过程中获得更大的幸福感。

    孟维杰:黑龙江大学正在开展关爱型、文化型、节约型“三型”校园建设。关爱型是指以学生为本,关注他们的心灵世界;文化型是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节约型是从科学发展观理念而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以您对高等教育的理解,高校校园的精神实质与大学精神的实质存在怎样的关联?您理解的大学精神实质是什么?

    孟建伟:我认为这个理念非常好。关爱教育实际就是以人为本的教育,是关注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是关注人的自由、解放和幸福的教育,但不能将关爱教育停留在一个空洞的概念上。文化教育是要你看到每个人的积极性,并将其充分调动起来。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让学生在其年轻时代便学会一种现代、文明的生活,懂得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和谐、一种规则、一种平等,这个概念是值得深刻思考和探讨的。大学的文化教育对我们民主社会的建设是有着积极作用的,对现代社会文明的建设也是不无裨益的。节约型则契合了如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这使学生较早地懂得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的社会进步需要地球资源的支撑,我们的生活前景与资源的节约和合理利用息息相关。我们应该将这种理念和大学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因为大学时期是传播这些科学理念的最佳时期。一旦人们脱离校园进入社会,这样的教育就难以进行。因此,我们要力求在大学时期将这些理念渗透到学生的骨髓里,让人们懂得这就是我们要选择也是我们要追求的生活方式。只有这样的生活方式才能促进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些理念都是非常具有实际意义和长效作用的。当然,也要找到这三者之间的汇聚点。我认为,也可以从最高的幸福意义上理解,这三个理念实际上与幸福的概念是紧密相通的。关爱基本上关注人的精神世界,是人对自身的关注;文化基本上是讲人与人的关系,是对社会文化生活的关注;节约则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对自然的关注。简而言之,这就是心灵生活、社会生活、自然生活和谐的幸福教育。大学的精神理念是什么?一方面,追求一种心灵的塑造,一种文化的陶冶,以及人的成长和自我实现;另一方面,大学的精神理念蕴含着很强的社会使命感,而这种使命感也就体现在关爱、文化、节约六个字中。在大学里关注人的幸福,关注人的心灵的和谐、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注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对这些理念在更大范围上的进一步延伸和传承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在这些理念的熏陶下,大学的理想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也得到很大程度的融合。

    孟维杰:那您对“三型”校园建设有什么样的建议?比如校园氛围、校园文化、师生关系、校园管理、服务等这些方面。

    孟建伟:我认为,关爱是文化和节约的前提和基础。如果缺乏关爱,那么,文化和节约便无从谈起。因此,这三个理念中最核心的是关爱,是以人为本的思想。怎样让老师和学生成为充满生命活力的人,也就是说,怎样让他们成为富有生命理想的人,成为渴望幸福和追求自由解放的人,这就是我们现在大学教育中最核心的东西。当充分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教师的积极性就会被最大化,就会乐此不疲、孜孜不倦地在教育这块领域耕耘。当学生充分体验到关爱的时候,那么,其学习积极性、团体中的和谐性也会得到充分提高。大学是人生中理想迸发和斗志昂扬的时期。在大学中播下关爱理念的种子,未来便会获得巨大的丰收。当学生带着一颗充满关爱的心踏入社会,这无疑为社会的发展增添了一股活力。然而,在现实中,大学校园的关爱理念还没有被充分地理解和执行,教育和管理中人性化因素还有所缺乏,学生的学习还存在被动性,学生的意愿尚没有充分表达的渠道。虽然我们在主观上很努力,出发点也是好的,但效果往往是不尽人意的。教育存在过度形式化与空洞化倾向,与学生的心灵世界严重脱节。真正的关爱应该注重学生的个性及其培养,因人而异,因材施教。此外,也要注重对教师的培养。但实际上我们的培养机制是有缺陷的,比如考核制度等。课题、项目、论文成为教师的考核标准并定量化,这就容易导致教师工作中心点偏移,甚至会严重削弱教师与学生的交流度和信任度。我们的教育模式和管理模式有没有从生命个体发展的角度出发,有没有从生命意义实现的角度出发,这显然是颇值得深思的。从细微处着手,对教师和学生充分地关爱,让他们在自己的学校中从内心感到幸福,这就是大学校园建设的最终归宿。其实,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种按照理想生活的愿望,关注他们这种愿望也就是一种关爱。抓住关爱这个基本点,解决了关爱问题,那么,文化和节约的问题也就会自然地迎刃而解了。因为从实质上看,文化是社会生活层面的关爱,而节约则是自然生活层面的关爱。

    孟维杰:黑龙江大学建校六十余年来,秉承了延安抗大优秀传统,形成了“志存高远、自强不息”的黑大精神。黑大正在开展的校园建设和黑大精神的文化氛围塑造不应该是独立的两个部分。您认为这种新型校园建设能否与黑龙江大学文化精神的塑造建立起一种关联?

    孟建伟:我认为,这种关联是很自然的。这种关联把人类的理想、教育的理想和个人的理想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在建设新型校园的时候,我们的目标是什么?要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要建立一个以什么为中心的文化?回答是:是要建立一种以人为本的文化。需要强调的是,“以人为本”并不能仅仅从物质层面理解,应当将人看作全面发展的人,有很高理想和境界的人,要深入其精神层面,给予关注,给予关爱。一个“爱”字可以把校长和老师联系起来,把老师和学生联系起来,把所有人的心灵世界联系起来,把我们学校和整个社会联系起来,把人这一个个个体和整个地球联系起来。这种文化就是我们校园发展过程中需要打造的。将大学的理想渗透到新型校园中,让新型校园体现大学理想,把大学的理想主义和功利主义有机地结合出来,把人的终极价值和人与人之间那种最深刻的一种关系体现出来,既要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要符合大学文化品位的追求。

    李芳:当人类的物质文明达到一种高度的时候,就容易产生一种享乐主义。是否说人类物质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需要重新打造一种新的文化?

    孟建伟:确实,我们今天的社会过度工业化和产业化,生活方式过于物质化,陷入一个消费和生产的单一循环中。这种倾向深深影响教育,导致教育的过程如同一个机械生产过程,对一个个“零件”进行标准化生产,而却没有去触及人的内心世界。这种教育方式需要反思了。我们所需要的生产方式应该是全方位的,应该反映的是生态文明。然而,在工业化的进程中资源被大量地开发和消耗,生态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现在节约型社会的建设,科学发展观的落实,人与自然和谐的促进,都与纠正工业化存在的问题有着紧密的联系。另外,我认为,我们强调的生态文明还应当包括文化生态文明的问题。我们创造文化,创造知识,本来包含着一种崇高的理想和精神,但现在往往成了我们产业里的一个链条,用市场经济的规则来衡量文化,商业气息过于浓重。人们能够反思这个问题,实际上也说明了对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渴望,对一种新的文化的追求,对一种新的精神的追求和对一种新的教育模式的呼唤。

    孟维杰:蔡元培先生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您对高等院校大师的培养有什么看法和建议?您认为大学文化氛围的打造是软实力还是硬实力?一流的大学设施是软实力还是硬实力?一流的学者是软实力还是硬实力?

    孟建伟:现在我们大学有大楼,但缺乏大师,这是当前我们大学教育发展中的一个瓶颈。在大批的学生中,难以培养非常闪光并极富有灵性的人。我们今天的教育方式实际上是在培养“豆芽菜”,我们设立的专业过于狭隘,局限性很强,各种专业和文化之间被人为地隔离,这是难以培养大师的。比如说,哲学家应该是超越哲学的,哲学的最大意义在于哲学之外,而不是哲学之内,局限于一个点,一个方面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当今的哲学界,有几人能放眼哲学之外?在历史上,不少哲学家往往也是科学家、艺术家或教育家等等,那些人横跨许多学科领域。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以胡适为代表的一群新青年,虽然接受了西洋学科的教育,却专注于中国文化的研究,他们不仅从事哲学工作,也涉猎文学,发动新文化运动,掀起一场文学革命。在他们那里,可以说中西文化贯通,文史哲贯通,科学与人文贯通。也只有这样,才能站得高,看得远,站在整个人类文化的高度,引领时代的潮流。我认为,大学文化氛围的打造不是软实力,而是一种硬实力。一流的学者至少同一流的大学设施一样,不是软实力,而是硬实力。如果一个学校有一个大师,进而又有几个大师的出现,那么,这所学校必然会令人瞩目,这是无数大楼都无法比拟的。

    李芳: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师不是培养出来的,是由个人的追求、理想、信念塑造出来的。您对此怎样看?

    孟建伟:大师是我们的专业教育及其应试教育难以培养出来的。在这种教育模式下,专业与专业相互分离,文化与文化相互分离,特别是科学与人文相互分离,很少有人能横跨几个学科文化的。而专业与专业相互分离,文化与文化相互分离,特别是科学与人文相互分离,最终不仅使人难以领悟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而且容易导致人性的分离和分裂,因而难以造就真正全面发展的人。我们需要做的是,提供有利于大师成长的一个环境、一种条件。要将幸福教育、人性教育、文化教育、生命教育和创新教育真正贯穿于教育的全过程。当然,这样的教育也未必必然能培养出大师,但是,它能有效地防止人们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其天分被埋没和扼杀。傅雷关于如何培养钢琴家的看法,非常值得借鉴。他说,一个好的钢琴家必须具备以下四个层面的素质:首先是个人;其次是个艺术家;再次是个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显然,这样的思路,至少非常有利于大师的培养。问题是,我们往往只是按培养钢琴家的方式培养钢琴家,只关注钢琴家的技术层面,而把更为重要的关于人的素养、艺术家的素养和音乐家的素养大大忽视了。还有,需要注意的是,大师的意义不仅仅是学科意义上的,更重要的是现实意义上的,也就是说,他在何种意义上真正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和人的自由、解放和幸福。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师的培养不仅同个人的追求、理想、信念密切相关,更同人类的追求、理想、信念密切相关;不仅同学术的学科领域密切相关,更同现实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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