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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大通识教育10年的感悟与反思 ——兼论法大通识教育的改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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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 / 作者: 
于志刚

在高等教育中,通识教育对于人才培养具有基础性价值和决定性作用。根据通识教育的首倡者——美国博德学院教授帕卡德(A.S.Packard)的观点,通识教育是“一种古典的、文学的和科学的,一种尽可能综合的(comprehensive)教育,它是学生进行任何专业学习的准备,#为学生提供所有知识分支的教学,这将使得学生在致力于学习一种特殊的、专门的知识之前对知识的总体状况有一个综合的、全面的了解”。因此,一般认为,通识教育的基本理念应当包括三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通识”,打破学科壁垒,实现知识的融会贯通;二是“博雅”,在专业培养之外更要注重培育人的性情、兴趣和趣味;三是“全人”,实现人格的健康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

近年来,通识教育的理念已经成为越来越多高等教育研究者和管理者的共识,在通识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方面也取得了诸多重要的进展。但是,毋庸讳言的是,在通识教育过程中,依然有许多问题尚未得到认真的讨论或引起应有的重视。例如,通识教育的模式选择、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通识课程体系应当如何安排,等等。故此,本文拟就结合我校通识课程的建设现状,对通识教育方面的一些基本问题展开讨论,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推动我校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培育与完善。

一、我校通识教育的发展现状

2016年是法大通识教育正式启动的第10年,10年是一个整数,也是个值得纪念、回顾、思索和提升的年数。以上世纪90年代开启的文化素质教育为基础,我校于2005年正式启动了通识教育改革。在此次通识教育改革中,我校提出了“打造有灵魂的通识教育”、建设“有法大特色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改革目标,有力地推动了我校通识教育课程的培育和发展。2006年,我校开始开设《中华文明通论》、《西方文明通论》两门课程并将其列为全校本科生必修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与此同时,通过对原有课程进行整合、充实和提高,初步形成了由四个类(自然科学类、哲学社会科学类、人文素养类、法学类)、156门通识选修课程组成的通识课程体系。2010年春,我校开始实施第二轮通识教育改革。此次改革提出,为进一步健全我校通识教育的课程体系结构,应当着力建设“通识主干课”这一新的课程类型。截止2015年底,我校初步形成了“以中西文明通论为核心、以23门重点建设课程为主干、以300多门自由修读课程为拓展”的立体闭合型课程体系。我校通识教育从无到有,并逐渐形成一种科学、系统、有机、理性的发展状态。

简言之,我校通识教育模式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一)以中西方文明为主线,重点打造两个面向全校本科生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

我校在通识教育的课程设计上,重点开设了两门以“文明”为主线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具体而言,作为通识教育的“灵魂”,我校于2006年开始为全校本科生开设了两门跨学科、综合性的全校必修课程:《中华文明通论》、《西方文明通论》。这两门课以打造文明熔炉为指向、融合中西方文明的基本学术内容,旨在让学生们自觉意识到他们具有共同的过去,属于同一历史文化共同体,并分享共同的现在、期望共同的未来。这两门课以文明为线索,让学生在进入具体知识的学习之前,对于自身所生活的世界文明有一个宏观的把握。

在我校本科教学中,中西文明通论课程于2006年进入《本科培养方案》。截止2015年底,这两门课程已开设140余门次,先后有百余名校内外专家名师来我校进行授课或讲座,惠及2006级以来的10届21000余名本科学生。从2006年到2016年,经过十年的探索努力,在中西文明通论核心课程建设的里程碑式的助推之下,具有法大特色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已日臻完善。

以西方文明通论课程为例。该课程主要内容由政治文明、法律文明、艺术与审美、宗教与社会、哲学与思维、语言与文学、科学与技术、经济与管理等多个层次的内容构成,共同架构了西方文明的基本知识体系。在教学团队上,该课程以外聘的方式,汇集了全北京乃至全中国最优秀的师资。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潘绥铭教授、任剑涛教授、清华大学秦晖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江怡教授、中国科学院孟建伟教授、北京大学吴国盛教授、赵白生教授、丁宁教授、毕明辉教授等,我校的任课教授有丛日云教授、王人博教授、单纯教授、应星教授、马皑教授、刘家安教授等,可以说是学术大腕云集,群星灿烂。《西方文明通论》以一门课多课头连续10年全年循环运转的方式,为法大的本科生贡献了一生受益的学术饕餮盛宴。

在西方文明通论课程建设过程中,根据授课内容,我校组织出版了《西方文明讲演录》作为教材,计50余万字。该教材在国内高校产生了广泛影响。《西方文明通论》在中国高等教育中的幅度影响和贡献也不容小觑,超星数字图书馆将这一课程列为该图书馆的精品课程予以推广,依托超星图书馆的平台,这一课程已被国内五百余家高等院校采用为本校“西方文明通论”或“西方文明史”课程的基本授课材料。

除了课堂教学,西方文明通论课程的教学团队还举办有“西方文明大系”系列讲座,对西方文明的重要事件、重要文本、重要问题做专门阐述。截止2015年底,共开设系列讲座51讲,探讨了西方文明所涉及的绝大多数主题。同时,为了更好地辅助教学,课程组积极利用现代科技提供的便利,创办“西方文明在线”网站,为西方文明通论课程服务。该网站不仅提供文章、经典著作、音像资料等静态学习资料,同时还开设有师生互动专栏,方便老师与学生线上线下的互动。截止2015年底,网站总访问量已达210余万次,作为一门课程的专属网站,有如此大的关注度和访问量,可以说实属不易。

(二)初步培育了四大类通识课程体系

在中西文明通论核心课程之外,我校目前的通识教育由四大类课程体系组成:人文素质类、社会科学类、自然科学类和法学类。围绕这四大类课组,根据课程成熟度和建设水平又纵向建立了通识主干课、一般通识课两种类型的选修课。横向看,我校现有人文素质类课程计173门、社会科学类课程101门、自然科学类课程33门、法学类课程76门;纵向来看,通识主干课程23门,一般通识课程360门。学校规定,本科生的通识主干课应修满8学分,一般通识课应修满10学分。

(三)根据专业互通的理念,将专业课程开放出来作为其他专业的通识课

客观而言,作为以法学专业为主的多科性大学,我校通识教育的师资相对较为匮乏,通识课程的数量也十分紧缺。为弥补这一缺陷,我校将各专业的专业课程(含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面向全校学生开放,如果某专业的学生选修了其他专业的专业课程,则可以作为他的通识课程计算学分。考虑到我校法学专业的专业课程种类丰富、内容覆盖面大,师资力量也非常雄厚,因此在通识课程体系中,我校单独成立了一个法学类课程组,鼓励法学以外专业的学生在这个课组进行选修,作为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强力补充。

综上,通识教育的法大模式概括为以下特点:(1)打造“核心+主干+一般通识课程”的“有灵魂”通识课程体系;(2)科学、合理的4大类横向课程模块;(3)开放全校专业课充实通识课程数量;(4)核心课程实行课程负责人制度,遴选公认的具有学术影响力、人格魅力和大爱情怀的名师牵头组建教学团队和规划课程设计;(5)广选京城学术大家和名师,建设水平高而人选灵活的师资队伍;(6)学校提供政策倾斜、经费支持和制度保障。

二、法大通识教育模式运行10年的感悟与反思

2015年12月27日,第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做出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的决定》。其中,关于高等教育任务的重新定位是此次修改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即,该修改决定将第五条修改为:“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以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基本导向的通识教育改革,理应成为深化高等教育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通识教育的发展定位

通识教育是一种厚基础、宽口径的素质教育。现代教育理论认为,不论何种专业的高素质专门人才,都应该具备知识、能力、素养协调发展的综合素质,都应当形成以求真、趋善、爱美融为一体的完善人格。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认识到,对于不同类型的高校,发展通识教育的必要性、紧迫性也存在较大的差异。例如,就综合性大学而言,此类大学学科门类齐全、专业数量众多,师资类型和课程内容能够覆盖文史哲经管法理工农医等全部或者大部分的学科领域,因此,只要所有专业都能够对于全校学生开放既有的专业课程,就完全可以实现拓宽专业领域、丰富知识结构的通识教育目的。但是,对于像法大这样的多科性大学,以及其他类似的特色性院校或者学科单一的专科性高校,由于专业覆盖面小、师资力量在专业上过于集中、课程数量有限,仅靠向全校学生开放现有的专业课课程根本无法实现通识教育的目的。因此,为了打破学科覆盖不足的窘境,必须有意识、有组织地建设通识课程体系。

以我们学校为例。作为以法科为主的多科性大学,尽管在法学专业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卓著的成就,但在自然科学、艺术教育等诸多方面却较为落后,难以满足通识教育的教育目标和现实需要。法科人才迫切需要养成自然科学精神,同样应当受到人文艺术的熏陶。因此,只有借助有组织、有计划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才能让法科学生克服法条庸俗主义、法律形式主义、法制机械主义的弊端,并通过拓展其知识和学术视野,让学生能够从不同的角度认识世界、了解世界、培养他们独立的思想和健全的人格。因此,我校亟需进一步深化通识教育改革,推动通识教育模式的升级。具体而言,立足现有的通识课程体系,我校需要进一步汇集全北京乃至全中国最优秀的师资团队,以通识教育改革为切入点,推动人才培养质量的进一步提升。

(二)辩证地看待“通识教育”课程和“专业教育”课程之间的关系

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在培养目标上并不相同。简单而言,通识教育是让学生掌握人类文明发展的珍贵成果,从而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和公民;专业教育是培养学生具备在某一职业领域中所需要的能力。没有通识教育的专业教育,学生获得的专业技能只能是没有灵魂的躯壳;而缺乏专业教育支撑的通识教育,也容易成为一种缺乏根基的空中楼阁。因此,深化通识教育改革,应当秉承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的理念,将通识教育融贯到整个本科教育教学过程之中,而不是游离于专业教育之外。如果把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分离开来,乃至对立起来,只能把通识教育沦为人才方案中的配角地位,而这正是目前在一些高校通识教育中的存在问题。

通识课程与专业课程的划分,其实只是立足于特定学科进行的归类。没有哪个知识领域生来就被定义为通识的或者专业的。比如,当人们用技术性的方法去学习法律时,就会出现法学这个专门科学,此时它就是专业的;而从法律、立法、司法等中抽离出来的价值判断、批判性思维、法治理念等智慧也可以融通到其他学科领域中,此时它又是通识。因此,一个专业的专业课程,对于他专业的学生而言,就是一门通识课程;而其他专业的专业课程,反过来又成为这个专业的学生了解另一个领域的通识课。

因此,我们认为,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区分不在教学内容上,而是在教学目标、教学定位与教学方法上。为了推动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相互融合,需要的新的教育理念和灵活的选修机制。具体而言,一是,以我校现有专业课程为基础,进一步深化学科之间的互通机制,将各个专业最优秀的师资及其授课纳入通识课的选修范围,可以通过限定学分或者鼓励学分的方式,引导学生根据兴趣在特定的范围内进行选课。二是,针对我校缺失的专业领域(例如自然科学),就应当有组织有计划地聘请校外优质师资,充分吸收《中华文明通论》、《西方文明通论》运行10周年的经验和模式,集中精力,着力打造几门面向全校本科生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

(三)厘清“通识核心课程”和“通识核心课程组”两种模式

通识课程体系的架构是通识教育的前提和基础。但是,恰恰在通识教育的课程体系上,由于各个院校自身条件不尽相同,通识教育的课程结构也千差万别,而且一直处于不断丰富和完善的过程。例如,以美国哈佛大学为例,经过上世纪40年代、70年代及本世纪初的三次改革,通识教育从固定内容的7门“核心课程”(即外国文化、历史研究、文学与艺术、道德推理、定量推理、科学与社会分析),发展到目前由8个主题方向构成的“核心课程组”(即审美与阐释性理解、实证推理、伦理推理、生命系统科学、物质宇宙科学、世界各国的社会、世界中的美国)。以国内通识教育做的比较成功的学校为例,北京师范大学也将本校的通识课程分为“家国情怀与价值理想”、“国际视野与文明对话”、“经典研读与文化传承”、“数理基础与科学素养”、“艺术鉴赏与审美体验”、“社会发展与公民责任”等六大模块。在各大模块之下,各高校又细分为A类(必修)、B类(选修)课程并做具体学分要求。

在课程设计上,究竟是采用“核心课程”模式还是采取“核心课程组”模式,各有利弊。“核心课程”的特点在于,学校选择了固定的几门通识课程作为核心课程,每门课程由于要满足全校学生选课的要求,需要组建一支由众多知名教师构成的专门的教学团队。因此,在师资不足的情况下,“核心课程”的数量受到极大的限制,学生的自由选择空间也被压缩到最低。与此相比,“核心课程组”的优点在于,学生享有较大的自由选择权。但是,在实践中,往往会出现学生只是单纯根据其自身兴趣选修特定课程,致使部分课程无人问津,最终难以符合高校通识教育中“全人”教育的目标。

我校采取的兼采两种模式之长的折衷模式,即“核心课程必修模式 +#均衡选修模式”,在以“培养学生人文底蕴和人文情怀、引导学生关心社会和深刻认识社会、使学生受到良好的法治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熏陶”为目标,以施行“有灵魂的通识教育”为指针,在系统的、有机的、立体闭合型结构的课程群里,中西兼通的《中华文明通论》、《西方文明通论》两门通识核心课是整个课程体系的灵魂所在,要求全校学生不分专业全部必修这两门课程;同时,课程体系以23门主干课程作为支撑,300多门一般选修课程为拓展、生发和补充,学生根据兴趣爱好进行自由选择,但是,对于通识主干课和一般通识课程,仅仅是要求应选的学分总数,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课程。

(四)明晰通识教育对象的校内“大众性”与“精英性”

国内众多高校的通识教育改革如火如荼,书院模式、博雅学院模式层出不穷。这些书院、学院通过入校之后的二次选拔,遴选优秀的学生进入独立书院、学院接受一种异于其他学生的“精英式”通识教育,从而实现通识教育改革的创新。我们认为这种改革模式是有待商榷的。既然通识教育是培养人之为人的素养,那就应该是每个本校学生都应该接受的教育模式。因此,通识教育应该是存在于校内的大众教育、自由教育、开放式教育,这是在大众教育发展到今天的必然要求,更是依赖国家财政拨款的公立大学所必然要求的。而精英式、小众化的通识教育是狭隘的、与通识教育的精神背道而驰,即便在今天的美国,精英式的通识教育只是在少数有限的私立文理学院中存在。

此外,上述书院、学院的主要特色在于阅读古今中外的经典,经典研读课程比例甚至占到通识课程一半以上。经典阅读固然重要,但不应该是通识教育的全部,那些认为自然科学、数理知识不是通识教育主流的想法是偏狭的。现在,许多国内高校的经典阅读课程都有“与先哲对话”的课程。试想,在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人对话时,如果学生告诉他们,几何学、天文学现今都没有列入通识教育的基本内容,那么,他们一定会大吃一惊。简言之,科学素养、科学思维、科学逻辑都是在目前信息大爆炸时代,每个人面对这个复杂社会所必须的一种素养和能力。

(五)方法论教育应当大于知识的传授

研究方法的培养比知识的学习更为重要。在美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围绕通识教育的争论中,尽管在具体课程的设置上,大家聚讼纷纭,但是,却一致认为,“学生除了学术能力之外,还需要发展书面和口头表达能力、逻辑和批判思维能力、计算机应用能力、数理分析,以及形式推理能力。事实上,没有哪种课程能够提供全面的知识,知识更新日新月异,因此只有训练学生的思维,使他们可以敏锐地发现问题、提出假设、思考推理、找出论据、做出选择、给出合理结论,从而为终生学习打下基础。”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认为,如果他三年没有看过Science(《科学》)、Nature(《自然》),欠缺的只是这三年的知识,但是他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基本可以不受影响,因为这是他过去的科研训练培养的结果。很显然,如果只是单纯给学生灌输前沿问题或者最新成果,而忽视了对学生学术思维逻辑、科研方法的培养,那么,教学工作将会完全失去其灵魂。因此,方法论教育在通识教育课的规划中必不可少。特别是,社会科学的一般性研究方法对于法大这样的大学尤其重要。法大是一所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多科性大学,由于国内社会科学研究在方法论上的整体性缺失,加强社会科学的一般性研究方法是下一步通识教育改革中的重要工作。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传授学生专业知识,不过传授学生自己获得知识的能力与方法。

三、法大通识教育亟待升级换代

经过过去10年的运行检验,法大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是有特色和见成效的。但是,现行的“法大1.0版”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也存在着一些缺憾,例如,过去的四大课程组,尤其是主干课的四大课程组分类,主要是依据学科进行分类,没有体现出培养宗旨、培养效果等符合人才培养阶段性的目标,对于通识教育需要达到的人才培养目标缺乏明确的规定与可衡量的指标。因此,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法大1.0版”亟待升级为“法大2.0版”。

(一)通识教育呼唤本科教学改革

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必须首先端正对于通识教育的认识。立德树人,是高等教育的出发点,高等教育的根本目标是先培养“人”、再培养“人才”。因此,在高等教育中,通识教育理应处于根本性地位。在本科教学改革中,应当把通识教育作为全校师生都应当参与其中的整体性工作,将全面提升学生作为人的基本品质作为工作重点,促进学生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

(二)国际化应当成为是通识教育的必然内容

目前的通识教育改革发展过程中,过多的注重课程内容的“知识性”、“科学性”,往往简单地认为,让学生积累丰富的自然、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就是通识教育的目的。但是,如何让学生通过通识教育,理解自己的社会角色,理解自己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为参与未来的公共生活做好准备,是通识教育的任务之一。美国哈佛大学的通识课程组就专门有一个方向是“各国社会以及世界中的美国”,通过介绍美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对世界的影响,让学生知晓美国在全球的地位,从而能通过一种更宏观的视角来了解自己的国家,也明白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对于一名美国国民的时代要求。因此,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社会不断进步的大背景下,通识教育的目的绝对不能仅局限于“向此专业学生教授彼专业知识”这样的“学科交融”,而应该把通识教育打造成构建大学学习与学生所要面对的现实社会之间的桥梁,将学生培养成为具有国际视野、知识丰富、思维敏锐的人。因此,让学生对于中国的历史和目前中国的国际地位、影响和贡献有评判的、均衡的理解,并对于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有深入的认识,激励学生成为积极参与本地、本国以及国际社会的有责任感的国民。

中国的发展得益于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当前中国的发展更需要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并在国际社会承担更多的领导性责任以及学会使用、制定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因此,政法大学作为培养中国法治人才的一方重镇,需要培养与开拓学生的国际视野,了解与认知中国社会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的地位与责任,以及洞悉未来人类发展的选择与命运。

(三)通识教育呼唤课程体系的解构与重塑

我们认为,法大应该继续落实和完善“核心课程必修 +#均衡选修”的课程模式,进一步巩固中西文明通论通识核心课的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再增加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艺术审美或者自然科学方向的课程数量,来丰富通识核心课的种类和内容。更为关键的是,应当利用现有专业课程,以人才培养宗旨、能力培养指向等为标准,重新搭建法大通识教育的课程体系。具体而言,课程体系的模块应当由过去的以课程性质、授课内容为标准转向以人才培养目标、能力类型为标准。所谓人才培养目标,应该是培养学生全面的人格、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培养具有人文情怀、公民意识、科学精神、国际视野、创新能力、哲学思维、艺术修养的文明继承者、文化传承者和文化创新者。所谓能力类型,应该包括逻辑思维能力、交流思想的能力、恰当价值判断的能力和创新能力。因此,我校拟将通识课程体系进行改革,同时将原有的公共课(思政、外语、体育、计算机等课程)进行再分类。根据学校实际情况,根据人才培养阶段性的目标,在接下来的通识课程体系改革中,我们初步考虑按照通识教育需要达到的能力类型重新划分课程模块,以取代旧有的按照学科划分课程模块。

(四)建立通识教育的评价体系、保障通识教育的质量

通识教育的效果到底如何?能否有效完成我们设定的人才培养目标?这是最近几年我们对通识教育反思最多的地方,也是最难以衡量的地方。在过去所有高等学校经历过疾风暴雨般的通识改革之后,有识之士已经在开始反思通识教育的效果如何。我们也注意到在一些高校之中,通识教育依然在人才培养方案之中是一种锦上添花的陪衬,甚至被有些学生戏称为“注水的课程”。在下一步的改革之中,我们会进一步细化通识教育需要达到的人才培养能力要求,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通识教育的质量保障体系,从而有效保障通识教育能够有效承担我们所设定的人才培养能力要求。

(五)培育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应成为下一步通识教育改革的重点

为了落实创新驱动的国家发展战略,深入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牢固树立创新发展理念,增强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提升人才培养质量,通识教育的改革应该重视开设一系列的创新创业课程组,通过开设第一/第二课堂,提供学生获得创新意识与创新思维的课堂学习机会,更要为学生创造进行创新创业实践的课堂外实践机会。学校将以修订本科培养方案为抓手,强化创新创业通识教育和实践教学改革,设置创新创业类通识课程和创新创业实践学分,建立“以创新创业通识必修课为核心、多种形式创新创业通识选修课为支撑”的创新创业通识教育体系,同时,在课外实践教学体系中设置专门的创新教育学分。

(六)通识教育应当贯穿到每个教师的日常教学之中

通识教育是现代专业化教育的基础。因此,单纯从教育管理的角度强调通识教育的重要性并将其固化为一种课程模式是远远不够的。通识教育改革的关键在于,让广大教师(无论所谓公共课教师、专业教师)普遍建立起“通识”教育的理念,并自觉将其贯彻到日常课堂教育之中。这才是通识教育改革应取的进路。  

冯友兰先生说过,教育的价值应当使得学生“先成为人,成为真正意义上完善的人,再成为某种人,某种职业的人。”冯先生所言点明了教育的目的在于促进学生自由和全面发展,让学生成为完整意义上的人。中国政法大学是一所法科强校,无论是法学专业的学生还是法学以外其他专业的学生,法治精神应当是他们共有的特质,人文情怀、科学精神、健全人格和社会责任感将使他们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完善的人”。换言之,只有他们成为了“真正意义上完善的人”,法大追求的法治精神之培育方可谓之“完善”。

通识教育是对于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体认与回归——人类在智识上取得的每一个进步都不是某一特定学科的独力贡献,而应当以人类已有的智识整体为前提的——通识教育改革的实质正是回归这一规律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