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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汇总
102017.04
        让我们以一个悖论展开对当代法国哲学的反思吧:它是最具普遍性的,同时也是最独特的。黑格尔称之为“具体的普遍性”(concrete universal),它因特定的时间与空间而具体,又因包罗万象而普遍。哲学就是这样一种典范,它探讨一切,具有绝对的普遍性;但是其内部又存在着鲜明的文化和民族独特性。换言之,在哲学史上存在着多个由空间和时间所限定的哲学阶段,我们或许可以把它们称为哲学时刻(moments of philosophy)。于是,哲学既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理性思维的结果,同时又是在特定时空范围内才呈现出来的。让我们看看历史上特别重要、也尤其出名的两个例子。第一是从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的希腊古典哲学,开始于巴门尼德,结束于亚里士多德,这是一个奠定西方哲学基础的极具创造力的哲学时刻,虽然持续的时间并不长。第二是从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初期的德国唯心主义,始于康德,终于黑格尔,中间经过费希特和谢林,同样富于创新却更加短暂。我想提出并论证的是一个更加具有民族性和历史性的观点:20世纪下半叶出现了一个堪与古典时期的希腊哲学和启蒙时期的德国哲学相提并论的法国哲学时刻,其影响至今犹存。           1943年萨特完成了奠基之作《存在与虚无》,...
2017-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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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17.04
对米歇尔·福柯的哀悼 作者: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译者:赵文、陈巧霞         1991年12月,出于对“回忆”、“友谊”的爱,德里达参加了纪念福柯的《疯狂史》出版三十周年的专题会议。 在德里达看来,《疯狂史》“从一开始直至今日都保有着某种纪念碑的价值”,而其中至为迫切的问题是“疯狂史研究中精神分析的位置和角色”问题。 文中,德里达不停追问,努力想象福柯的回答,最终却不得不承认:“在这里,我们无人能替他做答,在这绝对的沉寂中,我们只能缅怀他……”       保罗-米歇尔·福柯,1926年出生于普瓦捷一个保守的天主教家庭,在三个孩子当中是次子。父亲保罗安德烈·福柯是一位著名的外科医生,母亲安妮玛丽·马拉贝出身医生世家,她的父亲就是一个外科医生。福柯进入圣斯坦尼斯劳斯中学学习,之后又进入普瓦捷的亨利四世中学预备班,1942年通过了传统的中学毕业会考的第一部分,并于1943年开始巴黎高师预备班一年级课程的学习。他在激烈竞争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入学考试失利之后,于1945年被送往巴黎亨利四世预备班学习一年,在那里结识伊波利特。     在1946年的第二次考试中,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
2017-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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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17.04
    福柯广为人知的三部著作《古典时代的疯癫史》《词与物》和《规训与惩罚》讲述的历史时段大致相同:基本上都是从文艺复兴到十八九世纪的现代时期。但是这些历史的主角不一样。《古典时代的疯癫史》讲述的是疯癫(疯人)的历史;《词与物》讲述的是人文科学的历史;《规训与惩罚》讲述的是惩罚和监狱的历史。这三个不相关的主题在同一个历史维度内平行展开。为什么要讲述这些从未被人讲过的沉默的历史?就是为了探索一种“现代主体的谱系学”。       因为,正是在疯癫史、惩罚史和人文科学的历史中,今天日渐清晰的人的形象和主体形象缓缓浮现。福柯以权力理论闻名于世,但是,他“研究的总的主题,不是权力,而是主体”。即,主体是如何形成的?也就是说,历史上到底出现了多少种权力技术和知识来塑造主体?有多少种模式来塑造主体?欧洲两千多年的文化发明了哪些权力技术和权力/知识,从而塑造出今天的主体和主体经验?福柯的著作,就是对历史中各种塑造主体的权力/知识模式的考究。总的来说,这样的问题可以归之于尼采式的道德谱系学的范畴,即现代人如何被塑造成型。但是,福柯无疑比尼采探讨的领域更为宽广、具体和细致。       由于福柯探讨的是主体的塑形,因此,只有在和主体相关联,只有在锻造主体的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福柯的权力和权力...
2017-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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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17.04
福柯的总原则 作者:吉尔·德勒兹 译者:于奇智、杨洁         福柯的总原则是:一切形式都是势力关系的复合体。一些势力是一定的,因而,我们首先追问,它们与何种外部势力发生联系,继而是何种形式来自这些势力。等于说,存在于人中的势力:想象力、回忆力、构思力、意志力……我们会反对这样的已经以人为前提的势力;但这不是真的,和形式一样,存在于人中的势力仅仅以地点、应用点、存在者区域为前提。同样,存在于动物中的势力(流动性、应激性……),还不以任何确定形式为前提,关键在于弄清存在于人中的势力与何种别的势力在这种或那种历史构成上发生联系,何种形式是这种势力复合体产生的结果。我们早已预料到,存在于人中的势力不必然与形式-人的构成发生关系,但可能别样地陷入别的复合体和别的形式之中:甚至在短时期内。人不一直存在,也将不会总是存在。为了形式-人的出现或显露,存在于人中的势力应该与一些十分特殊的外部势力发生联系。 Ⅰ. “古典的”历史构成     古典思想以其思考无限的方式意识到自己所处的位置。这是整个现实,在一种势力中,它“同样”尽善尽美,因而是可以无限提高的(无限完美),余者为限制,与限制没有两样。例如,构思力是可以无限提高的,因而人类理解力只是无限理解力的限制。...
2017-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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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17.04
瞄准现在的心脏:悼福柯 于尔根·哈贝马斯/文 陈通造/译         新保守主义在当代以一种对理性的激进批判的面目出现,这一批判被深深地打上了法国后结构主义的印记,引发了巨大的反响,尤其是在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之中。在这个为福柯所做的悼念致辞中,我试图显示出在这种理性批判中的批判冲动,这种冲动有时会滑入一种日耳曼式的暧昧不清之中。       福柯的去世来得如此意外而突然,以至于人们不禁会认为这种无常和残忍的偶然性也记录下了这位哲人的生活与教义。即使是从局外的角度来看,一个57岁的人的死都是一件来得过早的事情,确证了时间的无情力量——这是实际性(facticity)的力量,它不知不觉地、毫不声张地,战胜了每个人类生命千辛万苦建构出来的意义。对于福柯来说,有限性的体验成为了他哲学上的一个刺激物。他从一种斯多葛式的视角,而不是从从基督教的指涉框架出发,观察了偶然性之权力,并最终将其等同于权力本身。但是,在福柯那里,观察者执着于客观性并保持着明确的距离,这种斯多葛式的态度却和一些截然相反的要素相结合,那是一种对于当下历史时刻的现实充满激情并纵身其间的参与。       我只在1983年见过福柯一次,可能我并不十分理解他。...
2017-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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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17.04
语言和形而上学     阿甘本在其英文版《幼年与历史》的序言中表示,可以连接他所有思想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是:语言的存在意味着什么,“我说”是什么意思。在他几乎所有的著作中都提到了这个问题,特别是在《幼年与历史》、《语言与死亡》、《开放性》中。阿甘本质疑形而上学的假设: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拥有语言,他由此出发重新思考哲学人类学,并提出了“实验性语言experimentum linguae”的重要性,语言的经验就是语言本身,由此语言的限制被凸显,这种限制不在于语言与外部指涉物的关系,而在于语言经验只是一种纯粹的自我指涉。     1978年出版于意大利的《幼年与历史》是阿甘本把握和阐明这种语言经验的最早尝试。通过历史、暂时性、游戏和姿态等概念的一系列相关联的文章的整合,《幼年与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阿甘本后来政治学、伦理学的通道,特别是他将幼年这一概念理解为一种语言实验。在这方面,阿冈本认为,当今时代的一个标识就是经验的破坏或损失,在这个时代,日常生活的平庸性不能被自身所经验,而只能被经历,现代科学的兴起和经验主体与知识主体的分裂是这种情况出现的部分原因。这种对经验的破坏在现代哲学如康德、胡塞尔哲学中得到了扩展,阿甘本认为,经验的复原作为一种对于经验的激进的重新思考,是一个语言问题而不是一个意识问题,...
2017-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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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17.04
我想象中的米歇尔·福柯   作者: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 译者:肖莎     也许,友谊是许诺在身后赠给福柯的礼物。它超越于强烈情感之外,超越于思索的问题之外,超越于生命危险之外(他更多的是为别人体验到危险,而不是为自己)。作为一部亟待研究(公正的阅读)而非褒奖的著作的见证人,我坚信,不管处境多尴尬,我仍然忠实于这一份知识友谊,福柯的逝世令我悲痛不已,但它却允许我今天向他宣示这份友谊。此时,我不由想起了狄奥基尼斯·累尔提斯献给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哦,我的朋友,朋友是不存在的。”       首先做一点个人说明:我与米歌尔·福柯没有私交,且与他素未谋面,只有一次,在1968年5月风暴期间,大概是6、7月,我在巴黎大学校园里(后来我被告知他当时并不在场)针对他发表了一些言论,而他却并不清楚说话的是谁……(不管诋毁5月事件的人怎么说,那是一个精彩时刻。当其时,任何人可以对任何人匿名而客观地发表意见,面对意见,人们不予辩解,只是偶然有人声明,那人说的不是自己,而是别人。)的确,在那些非同寻常的日子里,我时常自问:福柯为什么不在场?这个疑问,不仅给福柯的形象赋予了魅力,而且加重了那个空位的意义。对此,我曾获得一些答复,比方说“他生性有些矜持”,或者说“...
2017-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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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017.03
雅克.拉康:阅读你的症状(吴琼/著)第一章《弗洛伊德在法国》第一节《创伤之矛》 第一章   弗洛伊德在法国 与许多学术运动发生革命性转变时总以分裂作为催化剂的情形一样,精神分析运动的创新冲动也是以共同体内部的一系列撕裂作为其伴生物的。这一系列的撕裂让精神分析事业充满了许许多多戏剧化的场景,而进入这样的场景要求我们首先具有一种精神分析化的思维,就是说,许多时候,我们可能需要把这样的场景回置到某种分析情境中去加以理解,这样才能真切地领会到弗洛伊德所创立的伟大事业的内在创伤及其意义。   对精神分析学及精神分析运动本身做精神分析化的理解,这并非不可理喻之事。弗洛伊德本人就常常以这种运作来开始其创基性的过程,并以这样的方式来回视和反省其理论与技术的漫漫求索路,比如他的书信尤其是他与密友威廉•弗利斯(Wilhelm Fliess,1858—1928)之间的通信①、他的自我分析、他与追随者之间的一系列争吵、他的自传和他为精神分析运动所写的回忆录、他与病患尤其女病患之间的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引发的他对精神分析技术的阐发,都隐含有一个对分析行为施以精神分析化的维度。尤其当我们进入精神分析学与法国性的遭遇战的时候,这种精神分析化的运作更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角度去透视精神分析文化的创伤性内核。...
2017-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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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017.03
[哲学与宗教]吴琼:电视的症候
电视的症候 本文刊发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文化研究》第27辑(2016)   一 当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已决计站在电视的对立面来谈论电视,我要以一种反电视的立场来理解电视,如果这也可以算作一种电视理论,我更愿意称它是“反电视”的电视理论,是对于电视的某种“元表述”。 “反电视”不等于要消灭电视。电视是一个不死之物。它是不可消灭的,它已经深深地嵌入了我们的生活,已经被安装在我们身体的某个部位,某个从内部延展出来的外部,并成为了我们身体活动的一个联动部分,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技术性假肢:你只要动一动手指,按下遥控器的按钮,你的视觉就可以延伸到无限的远处,你还可以轻而易举就从一个远处挪移到另一个远处,并把无数的远处移入你的房间,变成在家里便可随意浏览的风景。电视就像是一个安装在我们体内的晶片,一个操控性的程序,现如今,不再是电视在我们当中,而是我们在电视当中,不再是电视在复制我们的生活,而是我们在复制电视里的生活,是我们在执行电视里的指令,搬演电视里的人生。在一个电视已经普及到每家每户的世界里,我们的日常性其实就是一种“电视性”,我们的生活或我们的日常实践不是被分成“看”电视的部分和“不看”电视的部分,而是被分成“看”电视的部分和“搬演”电视的部分。但也正是因此,反电视才成为我们的必需,成为我们走出电视性或者说电视所造就的日常性的一种运动...
2017-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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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017.03
死亡的斜视(下) 文/吴琼   【英王离婚案】 16世纪,还有一位德国艺术家也热衷于“死亡之舞”的主题,那就是小荷尔拜因(Hans Holbein the Younger,1497—1543年),他的大型木刻《死亡之舞》和《死亡字母》可以说将这一传统母题发挥到了极致。不过,他还有一件更有名的作品:《大使》(1533年)。这件作品同样与骷髅题材有关,但与此前人们只是以骷髅来寓意死亡或死神这一语义学方面相比,《大使》中的骷髅有着更为复杂的图像功能。   《大使》的创作与英国宫廷历史上的一桩离婚案有关。   英国国王亨利八世(Henry Ⅷ,1491-1547年)有一桩不幸的婚姻。他的妻子阿拉贡的凯瑟琳(Katherine,1486—1536年)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及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Charles V,1500—1558年,实际上,作为西班牙国王,他的封号是查理一世)的姑姑,原本是嫁给英王亨利七世(Henry Ⅶ,1457—1509年)的长子阿瑟(Arthur),但阿瑟在婚后不到半年就去世了。亨利七世考虑到与西班牙的关系,决定让次子亨利“继承”这桩婚姻,但这需要得到教皇的应允。1503年,教皇同意了英王的请求,年仅12岁的亨利于是就和比自己大六岁的凯瑟琳订了婚。   1509年...
2017-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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